內容簡介:
鞏固台灣民主,先從認識「黑幫」中共與「教父」習近平開始。

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李政亮(前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夏明(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 專文導讀

王丹(天安門運動學生領袖)、陳芳明(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姚人多(清大社會所副教授兼所長)、徐斯儉(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沈清楷(輔大哲學系助理教授)、楊憲宏(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創會理事長) 齊聲推薦


【關於本書】
讀者將讀到一份對習近平毫不保留的負面報告。……余杰把習近平描寫成一位受一種危險組合驅動的強盜政客,這個組合就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感以及威權主義和擴張主義的衝動。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

用黑手黨的概念來描寫中國領導人,是個有意思的發想;要增加對中國政權性質的精密解讀,是下一個亟需嚴謹分析與比較的研究問題。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異議作家余杰無畏北京當局威脅,繼《中國影帝溫家寶》、《河蟹大帝胡錦濤》之後,再以《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批判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極權體制。但香港出版人姚文田竟因此書遭中國警方誘捕,成為香港回歸以來「新聞出版自由第一案」而廣受國際媒體關注。
  習近平欣賞美國經典黑幫電影《教父》並從中汲取權謀術,故而余杰名之曰「中國教父」。本書詳盡梳理習近平的家世、教育背景、文化基因和仕途履歷,揭示了知青一代執政依託的意識形態,還是毛澤東以來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對內鎮壓、對外擴張,其標榜的「中國夢」宛如納粹「第三帝國夢」翻版。書中更將詳盡剖析習近平的性情、語言、思想,與古今中外獨裁者一一對比,同時指出習近平不會成為台灣的蔣經國、南非的戴克拉克和蘇聯的戈巴契夫式的人物。
  本書深入論述、預言習近平時代的中、港、台關係,尚未出版就成為香港「禁書之首」。這本禁書,不但是台灣面對「中國因素」的重要指引,在中共黑手早已赤裸裸地伸向香港新聞出版界的同時,更是台灣必須深入了解、面對習近平及中共黑幫政治集團的重大警訊。





作者簡介:
余杰 中國異議作家
  1973年生於中國四川成都。1992年進入北大中文系,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一代年輕人,先後出版各類著作超過四十部,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奬」等獎項。
  2004年,余杰因為與劉曉波等共同起草中國人權報告,從此被中宣部列入「黑名單」,禁止在中國內地發表作品。而後,其作品多在香港、台灣和北美的華文媒體發表。2010年10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余杰被非法軟禁數月,並遭到黑頭套綁架及酷刑折磨,遂於2012年1月11日攜妻兒從中國出走,獲美國政府政治庇護。
  此後,余杰在中共當局的殘酷打壓之下,堅守「持自我政見者」的身份定位,在華盛頓創辦「亞太宗教自由與民主化研究所」,同時擔任香港《開放》雜誌、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美國「民主中國」網站、台灣《醒報》等媒體的專欄作家。兩年來,出版有《劉曉波傳》、《河蟹大帝胡錦濤》、《流亡者的書架》、《大地上的麥子》、《我聽見斧頭開花》及《螢火蟲的反抗》等多部著作。





內文試閱: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習近平伸向台灣的黑手

真正的自由社會不是一個人居於頂端的金字塔的底座,而是每個人都能自主參加選擇本身命運的聯合體。
──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斯大林的政治肖像》

  二○○八年,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隨即宣布兩岸相關政策「大鬆綁」。所謂「鬆綁」的政策,包括金融、經濟、人員、土地、交通五大項。而兩岸電子媒體產業落地、大陸新聞、電視節目、電影、書籍、唱片到台,及其他大陸演藝事業交流計劃,都會陸續推進。當時,台灣社會並未加以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出現強烈反對的聲音。
  看到暗渡陳倉之計可行,馬英九開始其第二個任期後,又大力推動「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共對此協議的達成急不可耐、反復敦促。二○一三年九月,中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會見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時表示,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台灣的爭議很困惑,因為這對台灣是「非常利好(利多)的協議」。林中森說,真理愈辯愈明,在疑慮消除後,立法院很快會做出最明智的決定。
  獨裁者不會明白,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對任何議題都會有爭議。獨裁者的思維方式是一元化的、唯我獨尊的。既然習近平的意願要在台灣貫徹,馬英九就不敢怠慢,否則「習馬會」上怎麼會有馬英九的座椅?
  然而,臺灣已經是三權分立體制,總統不能一言九鼎,立法院那一關繞不過去。立法院長王金平不願使用警察驅趕阻撓「服貿協議」的在野黨立委,致使協議始終無法在立法院闖關成功。於是,馬英九悍然啟動「斬王」計劃,掀起了近年來島內一場最劇烈的政爭,台灣的民主自由也遭到解嚴以來最大的威脅。這是兩岸外交事務直接影響台灣內政的危險信號。
  台灣民眾在此事件的刺激之下,從睡夢中醒來,沉寂多年的公民運動新發於硎、蔚為壯觀。

中共是鐵板一塊,台灣是透明玻璃

  「兩岸服貿協議」表面上只涉及服務貿易領域,實際上觸動了台灣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江澤民時代,對台政策的重點是武力威嚇、飛彈試射;胡錦濤時代,對台政策的重點轉為懷柔,即給予台商種種優待和進口台灣農產品;到了習近平時代,對台政策升級換代,黑手直接伸向島內,染指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國防等各個領域,不知不覺地廢去台灣的武功。
  「兩岸服貿協議」是習近平招安台灣的第一步。此協議一旦實施,台灣無異於自投羅網。這種「開放」,乃是不對等的開放,正如台灣一位獨立出版人所言:「純粹以商業競爭角度思考,商業協議理當公正對待雙方利益,但此次簽訂的協議卻是完全不對等。台灣全面開放,中國層層封鎖。可以說,中國出版印刷集團能輕鬆來台插旗,我方卻連到中國插一枝旗的資格都得先。」台灣的當政者和民眾理應謹慎而嚴肅地對待之,不可為取悅中國而門戶開放、自我降卑。
  兩岸交流,前提是平等。若無平等,示弱一方必然遭害。「兩岸服貿協議」就像是為一場拳擊賽制訂不公平的規則:台灣赤身裸體,中國一身鎧甲,誰更容易受傷?答案不言而喻。
  以傳媒領域而論,真正的開放,是讓兩岸民眾都能自由地收看、收聽、閱讀對方的媒體及資訊,並讓兩岸媒體在各個領域平等競爭。顯然,自詡為「三個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習近平,並沒有此種自信,不敢放台灣媒體進入中國,而只願意以巨資支持中國官媒「走出去」,或者利用親中的台商收購買台灣媒體、使之變成中共的「第五縱隊」。
  習近平心知肚明,中國那些被官家豢養的「偽媒體」,並沒有能力與自由世界經歷市場洗禮的獨立媒體公平競爭。央視國際頻道不會有多少西方人收看,在香港出版的《大公報》和《文彙報》不是由香港人購買和閱讀的媒體,親中的台商控制的《中國時報》在台灣的銷量亦日漸萎縮。謊言不可能永久掩蓋真相,這是最簡單不過的真理。反之,一旦台灣媒體在中國登陸,一旦中國民眾擁有自我選擇的權利,央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不可一世的壟斷巨獸,以及它們制造的謊言,就會在一夜之間不攻自破。
  維系中共統治的兩大支柱,乃是暴力與謊言。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槍桿子」和「筆桿子」。當年,中共戰勝國民黨,文宣方面的勝利先於戰場上的勝利。中共深知文宣的重要性,故而不敢開放報禁。在今天的中國,有一道由耗資百億的「金盾工程」打造的「網絡長城」,普通民眾無法進入港台媒體及國際媒體的網站瀏覽信息。中國的各大海關,嚴格檢查入境遊客和國民的行李,沒收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港台版本的書籍、報紙和雜誌。港台的各個電視台的信號,也不能進入尋常百姓家。只有在少數高級酒店,客人才能收看部分經過嚴格審查的、親北京的港台電視台的節目。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新興居民小區,有少數居民冒險安裝家庭式的衛星接收器,俗稱「鍋蓋」,用於收看港台和西方的電視節目。這些「鍋蓋」並不合法,隨時可能遭到有關部門的查處和拆除。
  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媒體。所有的「媒體」都在中共宣傳部控制之下,都是「公有」(更準確地說,是「黨有」)而非「私有」和「民有」。各大媒體的主管由黨的組織部任命,在日常事務上受中宣部之監督。從報刊、出版社、電影廠,到電視台、廣播電台,再到網絡,統統都是「黨的喉舌」,而非監督政府的「第四種權力」。
  中共利用對媒體的掌控,成功地對幾代中國人實行洗腦,將大多數中國人變成「古拉格群島」中心甘情願的囚徒,以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幾乎每個中國家庭,都有累累血痕與心靈痛史——習近平、俞正聲等中共最高層領袖亦不例外。但是,死難者和受害者的家人們仍然熱情澎湃地歌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仍然奮不顧身地為捍衛奧運火炬而在世界各地大打出手。這就是愚民政策的可怕。

專制主義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將侵蝕台灣的自由價值

  在一黨獨裁的體制下,中共形成了一種反文化和反人性的政治傳統,以及一套蠱惑人心的話語系統和思維方式。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從胡錦濤到習近平,都將這套把戲玩到爐火純青之地步。這種「有中國特色」的「黨文化」,讓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亦望塵莫及。
  近年來,中共在涉及「下半身」內容的審查上,稍稍放開一道口子,但對思想的控制,越發密不透風。習近平深知,人民一旦有了多元化的信息渠道,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就意味著獨裁政權的末日來臨。
  學者徐賁在〈見證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一文中,分析了猶太人維克多•克萊普勒的日記《我會作見證》,這本書通過一個在場證人的眼睛,讓後人看到納粹極權統治是如何逐漸升溫,愈演愈烈,終於成為人間煉獄。
  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希特勒、戈培爾和納粹其他領導人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彙、概念和說法,更是一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帝國語言」像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個人獨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納粹語言在提到人的時候,用的總是沒有個人面孔的集體稱呼,如「猶太人」、「德國人」(在中共那裡則是:「人民群眾」、「螺絲釘」、「接班人」、「愛國人士」)。這種語言將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如「猶太害蟲」(在中共那裡則是:「牛鬼蛇神」、「反華勢力」)。這種語言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狂熱,總是使用最高的極端語式,如「元首萬歲」(在中共那裡則是:「巨大成就」、「偉大勝利」、「祖國萬歲」)。
  中國在國際上以「大國」自居,卻毫無大國的胸襟和氣度,也沒有生機勃勃的文化和思想創造。許多到過中國的海外人士驚訝地發現,無論是在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還是在困窘凋敝的內地鄉村,處處充滿暴戾之氣。這是共產黨「仇恨」教育的結果。納粹和共產黨的語言,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其目的不是解放人,而是奴役人;不是讓人相愛,而是讓人仇恨。
  共產黨的專制文化毀滅了幾代中國人良知和理性,難道還要任由其漂過海,戕害台灣民眾的心靈嗎?台灣的民主尚處於成長階段,自由理念尚未根深蒂固,從政黨文化和選舉文化都還需要一個提升和成熟的過程。國民黨「白色恐怖」時代的威權主義意識形態的遺毒尚未徹底清除,轉型正義依舊缺席。在此一階段,對於台灣社會而言,最需要的乃是輸入歐美先進的制度文明,而不是讓中國的專制文化乘虛而入。如果共產黨的獨裁主義與國民黨內在的威權本性完成嫁接,台灣的憲政框架將崩解,台灣的自由人權將再度喪失。
  這一擔憂並非杞人憂天,有台灣獨立出版人指出:舉例來說,目前台灣國小至高中的教科書,已無統一版本,而是由各出版社送審核定後出版。各版本教科書的意識形態已常引起爭議,若有圖謀不軌的中資出版社,以教科書包裝特定的意識形態,再搶下由老師推薦的假期課外讀物清單(此類書籍不需審核,也是非教科書出版社足以支撐年收入的商機),誰能確定香港愛國教科書事件不會在台重演?

台灣的選擇:克服恐共症、拒絕洗腦術

  習近平上台之後,加快了對台灣的經濟控制、文化滲透和政治統戰。除了推動中國宣傳機構長驅直入、駐點臺灣,更是通過已經染紅的在陸台商並購台灣媒體,然後如臂使指表達北京的意願和意志。旺旺集團購買《中國時報》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如今的《中國時報》早已喪失了余紀忠時代的「報格」,幾乎淪為「第二《人民日報》」。
  面對此種危機,身在美國的史學大師余英時教授致信台灣民眾:「我在美國遙看台灣這幾年來的政治變化,早已發生一種很深的憂慮。我覺得台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余先生語重心長地提醒說:「台灣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今天這一點點民主和自由的成果,體制雖已初具,基礎則尚未穩固。台灣知識人社群必須以維護民主、自由體制並促使它不斷成長,為最大的天職;稍有鬆懈,便必將落進中共的『統戰』謀略之中。」
  克服恐共症,拒絕洗腦術,是台灣維護民主、自由體制的唯一選擇。如果兩岸同樣實行民主制度,服務業包括傳媒業和出版業的互動,當然不會是一個問題;但是,一邊是民主制度,一邊是專制制度,在文化交流時就得格外小心,切不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前車之鑒。在中國的傳媒業和出版業都是極端封閉的狀態之下,台灣切不可輕率地、單方面地將此一領域向中國開放。否則,如同引狼入室,羊群的安全堪憂。
  台灣「大塊文化」創辦人郝明義憤而辭去國策顧問的職務,發表公開信痛批馬英九政府強行推行「服貿協議」,罔顧國家安全,「您身為中華民國總統,不應該忘記這個『兩岸』的對方,並不是一般WTO的簽約國,而是一個有上千顆飛彈還瞄準台灣的對方。兩岸關係的本質,一直是戰爭狀態。只不過,早期,主要是政治與砲彈的戰爭;之後則改為經濟與銀彈的戰爭。因此,我們要在做『產業衝擊評估』之外,更要做『社會衝擊影響評估』、『國家安全衝擊影響評估』。」然而,馬英九不願意傾聽來自台灣民間的聲音,而願意接受來自習近平的指揮和命令。
  馬英九政府不願捍衛台灣的價值和利益,那麼台灣民眾就當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台灣不必妄自菲薄,不必眼饞於中共拋給的殘羹冷炙。對於中國的文宣攻勢,台灣可以轉守為攻:台灣的軟實力遠遠強於中國——人權、選舉、健保、環保、資訊開放、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個個都在亞洲名列前茅。中國若要求台灣開放服務業,台灣也要應要求中國對台灣同等開放。如此,既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讓台灣服務業的空間和市場在中國拓展;同時,也可巧妙地對中國民主化進程施加正面影響——惟有實現了民主化的中國,才可能放棄武力征服台灣的野心,改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兩岸遺留問題。那樣,台灣的安全與兩岸的和平才會觸手可及。
  可喜的是,台灣民眾已不是國民黨一黨獨裁時代那樣,以政府之是非為是非。馬英九的民調跌到了兩位數以下,習近平對此功不可沒。由此可見,誰要充當中共在台灣的代理人,誰就會立刻被台灣的主流民意所唾棄。台灣的民眾已然意識到:「『兩岸服貿協議』是一面照妖鏡,將台灣日趨緊縮的民主打回原形:政府倉促完成協議,就動用行政資源強加推動,甚至演變成『誰擋在前頭,誰就得被拔除』的非民主國家現像。要是就此接受,我們將永遠失去反抗的立場。而這『反抗的權利』,才是我們自由價值的真實展現。」
  兩岸交流,經貿並非最為重要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價值和觀念的分享,進而形成關於自由與人權的共識。如今,台灣已經邁入民主的正道,而中國仍然在專制的沼澤中掙扎。不過,兩岸民眾反抗獨裁暴政的經驗,卻可以互相激蕩、互相扶持、互相啓發。最典型的一個案例就是:彰化北鬥鎮中寮裡民眾,為抗議台電公司在不經溝通下,逕行施設超高壓輸電線路,在施工地點或坐、或臥及或站包圍台電工程車,結果遭檢方以涉及強制罪嫌起訴。二○一三年一月,全案由彰化地院審結,判決民眾無罪。法官陳義忠在判決中指出,就像天安門事件中有一張震懾世人的照片,手無寸鐵的北京民眾王維林勇敢站在正列隊前進的坦克車前方,螳臂擋車式的企圖阻止坦克車前進,若是將王維林的行為視為涉及強制罪,駕駛坦克車的劊子手反而變成強制罪的直接被害人,這樣的狀況顯與人權普世價值相違背。法官認為,居於弱勢的居民以抗爭手段迫使大企業軟化,是民主國家的常態,這樣的抗爭行動只是要傳達一種訊息,應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
  既然天安門的抗爭者可以成為台灣民主法治進程中加以援引的精神資源,那麼,台灣從「二二八」到「美麗島」再到「野百合」學運,以及當下的種種社運,也都可以「拿來」為中國的有識之士所用。讓令習近平和馬英九始料未及的是,在「兩岸政商聯盟」的威逼利誘之下,兩岸處於不同階段的民主和人權運動,反倒逆流而上,神奇地彙集在一起,蔚為大觀。最終,不僅將深化與鞏固台灣的民主體製,而且將大大加快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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