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 2009《華爾街日報》年度最佳小說

完美的世界是否真那麼美好?

我們都會老。
如果沒有財富,沒有孩子,也沒有了歸宿……
至少,我們還有「單位」。

在那裡,我會接受良好的照顧,
結交年齡相仿的朋友,但是……

這是一個看似完美的世界。凡是年滿五十歲的女性或年滿六十歲的男性,單身、沒有生兒育女或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即為「不被需要的人」。他們將被政府送進「單位」,享受舒適的生活環境及無微不至的照顧。

然而,凡事都有代價。他們必須接受各種心理或藥物測驗,無條件捐贈器官,用身體延續其他人「被需要的人」的生命……

朵莉是個作家,沒有小孩,收入微薄,唯一的同伴是一隻狗。她習慣了一個人獨立生活,反而覺得「單位」裡生活無虞,還能結識新朋友,氣氛平和而美好。

朵莉原本打算就此度過餘生,但她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竟會在「單位」裡墜入情網。突然間,原本安逸的生活成為通往真愛的阻礙,「單位」不再是頤養天年的美好終點,而是一所慢性殺人的殘酷監獄。面對沒有希望的未來,她該如何改變命運?


作者簡介:
妮妮.霍克維斯
Ninni Holmqvist
生於1958年,現居瑞典斯科納省。1995年以短篇小說集《服裝》(Kostym)踏入文壇。《單位》是她的小說處女作。
《單位》上溯反烏托邦文學的經典《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也回應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和瑪格麗特‧愛特伍《使女的故事》,是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終極省思,更是對自由和人性尊嚴價值的深沉扣問。小說兼容溫情、幽默、哀傷和憤怒,描寫友誼、孤寂和愛情,令人深思與長嘆。



譯者簡介:
林立仁
英國薩里大學企管研究所畢業,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肄業。現專事翻譯,譯有《融雪之後》、《爺爺的微笑》、《夢想教室》等書。



內文試閱:


是的,我曾有一棟房子。先前說我在「我家」門口上了車,指的並不只是我的住處,而是我的房子。儘管薪資微薄,收入不穩定,八年前我還是設法向銀行辦到房屋貸款。那時我剛滿四十二歲,買下一棟我看過許多次的小房子,完成了一個夢想——在羅米勒山脈和南海岸間的寬廣平原上擁有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和院子。

但我負擔不起房子的維修費用,使得房子山形牆的破風板和窗框腐爛朽壞,漆面剝落,屋頂至少有兩處漏水,房子周圍的排水管全得換新。我的收入只夠支付房貸利息,償還少許本金,支付木料費、電費和一些維修費,再加上保險費、稅金、瓦斯費、自己和狗的伙食費。我想,政府徵收我的房子,並以建物現況拍賣之後,對國庫應該不會有多大貢獻。

儘管那棟房子日漸破敗,房子又相當老派且不實用,冬天寒冷多風,夏天悶熱潮濕,但至少那是我自己的家,是我的庇護所,在那裡沒人管得著我,我的狗可以自由奔跑,大多數時間我都可以安靜工作。牆的另一頭沒有吵鬧的鄰居,樓梯間沒有腳步聲上下迴盪,公共庭院裡沒有喧嚷的孩童,當我在戶外享受陽光,不會有一家人帶著小孩和親友在我旁邊坐下,喧鬧地吃點心開派對,當做沒有我這個人似的。在我的房子裡,不論室內或室外,我都有在家的感覺。那是我的地盤,倘若鄰居或朋友正好經過,看見我坐在院子裡,便走進柵門來跟我聊幾句或喝咖啡,那麼至少他們想聊天或喝咖啡的對象是我。如果我沒時間或沒心情,我有權利如此告訴他們,他們也必須離開。

我很少請別人離開。我朋友不多,鄰居也不多。如果有人來我家卻未事先告知,或來得不是時候,通常我也會讓他們待上一會兒。你如果住在鄉間,其實沒有本錢推開鄰居,或跟他們鬧翻。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倘若你是獨居,沒有人需要你,你就沒本錢跟任何人翻臉。因此每當有人走進院子或我家大門,我總是拿出友善和歡迎的態度,儘管有時我正投入工作,而他們真的打擾了我。

我剛搬進那棟房子時,對未來依然抱著樂觀態度,相信時間還不算太遲,自己仍可以生下孩子;或至少我的工作可以賺大錢,讓我在經濟上不虞匱乏;或是我能找到一個伴,他會愛我並希望和我同住。幾乎一直到最後,我都對尼爾斯懷抱著微小而急切的希望。

尼爾斯小我幾歲,高大健壯,性欲旺盛,我們有相同的祕密渴望,相同的性幻想,相同無可救藥的政治不正確態度。我們就像是一隻手戴上了尺寸恰好的手套,非常契合。當時他已經和另一個女人同居,兩人生了個兒子。他不曾說過愛我,但對我們來說,要說出「愛」這個字是不得了的。但他說過他「幾乎愛我」,還說了好幾次,我聽了之後心裡甜絲絲的。「幾乎被愛」已經非常非常接近被愛,卻又不是真的被愛。

也許就因為這個「幾乎相愛」,我們的關係得以維持下來,直到我五十歲生日前六個星期,那個日子即將到來之際,我做了最後一次嘗試,因為我至少得替自己爭取豁免。我請求尼爾斯救我。是的,由於走投無路,我的確說出了這種話。我請求尼爾斯離開他的伴侶,轉而成為我的伴侶,無論他是否真心愛我,都請他遞交一份書面聲明給主管機關,表示他愛我。我直截了當提出這個請求,他變得非常苦惱,還哭了起來。他赤裸著身子坐在我的床緣哭泣。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見他哭。他坐在那裡,眼中閃著淚光,下意識地拉過被子一角遮住下體,嗚咽地說:「朵莉,我對妳的感覺比對任何女人都來得多,那不只是性欲,妳知道的。我欽佩妳也尊重妳,我幾乎愛妳,也很樂意跟妳同居,分享生活。但是第一,我希望我的兒子能在父母同住的環境中成長。第二,我不能真的把『我愛妳』說出口,因為我不能說謊。我……我不是這種人。我不能這樣對妳和主管機關說。我不能替某種不真實的東西簽名背書,那樣算是偽造文書,算是犯罪。請妳了解,朵莉,我……」

他頓了頓,深深吸了口氣,吞了好幾口口水,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又用手指揉揉鼻子,才繼續往下說,聲音低微,幾乎喘不過氣:「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妳知道妳對我……妳對我的意義。我會非常想念妳,我……」

他不斷啜泣,伸出雙臂緊抱著我,像個孩子般號啕大哭。我沒哭,那時沒哭。

我跟約克道別時,眼淚才流了下來。約克是我的狗,我們生活了好多年,牠是丹麥瑞典農犬,身上有白色、黑色和棕色花紋,褐色眼珠,耳朵柔軟有如絲絨,一隻耳朵是黑的,一隻是白的。我把約克託給附近一戶我認識且信任的人家。那戶人家是莉莎、史丹和三個小孩,他們有個小農場,裡頭養了馬和雞,他們都很喜歡約克。那三個孩子喜歡約克,我知道約克也喜歡他們,約克住在那裡可以過得很好。但無論如何,牠是我的,我是牠的。牠跟我之間真的用得上愛這個字,不必擔心犯下偽造文書罪。我相信不僅我對牠有愛的感覺,牠也是如此。但狗的愛不算數,狗的依賴和忠誠並不足夠。我將約克留在史丹和莉莎家裡,駕車離開,這時眼淚奪眶而出。

愛與分離無法並存,它們是兩種對立的狀態。當外力介入,迫使愛與分離並存時,必須要有所解釋。然而我無法給約克一個解釋,你要如何對一隻狗解釋這種事或任何事?至少尼爾斯可以對我解釋,說他為何不能好好跟我在一起,讓我成為「被需要個體」,而這個解釋我能了解。但約克如果還活著,牠如何能夠了解那天我為何獨自駕車離去,將牠留下?牠如何能夠了解為何我再也沒有回去接牠?




我還記得那場辯論會和公民投票,也還記得那場辯論會其實乏善可陳,因為提案者好像是個叫「資本民主黨」的新興政黨,當時很少有人認真看待他們的提議。

我對政治不感興趣,當時年紀也輕,無法理解「中年」之類的概念。每次只要碰到這類議題,無論在媒體上看見或聽見別人提出,我都會百無聊賴地嘆口氣,翻到下一頁、轉臺或轉換話題。在我看來,這類社會議題跟我毫不相干。辯論進入第一階段期間,我不小心懷孕,也墮了胎,畢竟當時我還年輕,仍在念高中,希望自己將來能四處旅行、念大學、到處做些短期工作、畫畫、寫作、跳舞,盡情享受人生。那時我完全無法想像自己當媽媽或步入中年的模樣。倘若我讓自己被麻醉、接受子宮刮除術時,就知道我是在拋棄這一生能夠成為母親的唯一機會,我便不會走上這條路。倘若當時我知道未來會如何演變,只要知道一點點就好,我就會把孩子生下來,至少我希望當時自己做出的決定是生下孩子。

後來那個議題以不同的偽裝和包裝再度出現,滲入規模較大政黨的思想體系,並具體成形。公民投票終於舉行,公眾意見也轉了向。那時我已算是個成熟女人,一心只想發展事業,成為作家。我做過許多奇怪的工作,最後決定寫本處女作。那段時期我開始不很認真地考慮,自己再過不久也許會想生個孩子,但當時我的生活水準低於貧窮線,沒有伴侶或其他成人可以和我共同分擔責任與費用,因此我一直沒去實現這個想法。新法實施時,我已年過三十,是個完整個體,已發展出完整人格,但遺憾的是,我傾向於發展我在成長年代時所注重的精神層面,而非根植於現實世界。

我小時候和青少年時,社會上的主流思想倡導的是一個人必須取得生活經驗和工作經驗,了解什麼會激怒別人,多看看這個世界,嘗試各種不同的體驗,最後才選擇一種你能享受的生活方式安定下來。享受是重要的,自我實現是重要的,賺很多錢和買很多東西則被視為不怎麼重要,甚至根本不重要。你賺的錢只要過得去就好,生活上只要過得去、應付得了就好。在經濟上、社會上、心理上、感情上可以依靠自己的雙腳站立是重要的,這樣就夠了,孩子和家庭可以晚點再出現,甚至可以選擇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發展自己的特質,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愛自己、尊重自己,不依賴別人。這對女人來說尤其重要,絕對不能依賴男人來供養我們,讓我們負責養育小孩、照顧房子。當時這種男女分工依然可見,我母親常拿這件事告誡我們三姊妹。從伊妲三歲、我五歲、希芙十二歲時開始,母親三不五時就會把我們三姊妹叫去,對我們灌輸女性主義觀念。剛開始那幾年,只有希芙能稍微明白母親的話中之意。

「妳們必須等到自立之後才能生小孩,」母親會說:「別讓男人供養妳們,不管是經濟上、知識上或是情感上都不行,不要掉進陷阱裡!」

於是掉進陷阱成為我最大的恐懼。那種恐懼一開始時非常具體。我小心翼翼觀察自己周遭有沒有陷阱,不喜歡走進狹窄走道或封閉空間,比如說電梯或飛機,萬一裡頭有個男人威脅說要供養我怎麼辦!我不明白所謂「供養」究竟是怎麼回事,但我確信它會嚴重傷害我,甚至可能置我於死地。當我走進商店、博物館、電影院、劇院或其他大型室內公共空間,總想待在門口附近,我只要走進不熟悉的建築物,第一件事就是尋找緊急出口、防火梯和逃生路線。

等我長大了些,比較明白母親口中的孩子、男人、供養和陷阱是什麼意思後,對群眾和狹窄空間的恐懼才消除許多。那種恐懼不再如此具體,但我依然害怕掉進陷阱,一直害怕著。在各種狀況中,如果可以選擇,我一定選擇可以為我帶來最大自由的選項,即使通常那表示我的選項帶來的金錢報酬最少。比如說,我從未做過一份規律上下班的正職工作,每月領薪水,享有退休金和支薪休假等福利。我做的都是鐘點或兼職工作,理論上每天都可以選擇要不要工作。如果迫於情勢必須簽下合約,不論哪種合約,可以是租約、書約、購買合約,我都會簽得很不自在。每當我將筆握在手中,準備簽字,打算將自己鎖進某種東西而且不得撤銷時,我都會心悸並全身冒冷汗。

在我的腦袋裡,這是絕對的禁忌,甚至連夢到都不行,我不能在情感或經濟上依賴任何人,連暗地裡生起一絲與別人發展共生關係的渴望都不行。然而(或許正因如此)那種生活卻對我有著強大的吸引力。我暗地裡渴望有人能讓我依賴、有人能照顧我,這種想法深深吸引著我。沒錯,我希望有人在經濟上、情感上和性欲上照顧我、照料我,而這個人最好是男人。

有時我會透過白日夢、幻想或性關係,設法實現這種渴望。它以角色扮演的形式呈現,我和伙伴分別扮演傳統夫婦:擔任供養者的丈夫回到家,擔任家庭主婦的妻子在桌上備妥晚餐。晚餐後,主動的男性角色替被動的女性角色提供性服務。

但是正如我所說,我只是設法將這些幻想實現到某種程度,就像我不曾做過正職工作,我也不曾擁有長期親密關係,只建立隨興的關係。

現今這個時代,母親談論和警告我們三姊妹的那種陷阱已不復存在。第一,法律明文規定,父母在孩子十八個月大之前,必須一人請一半的育嬰假。第二,法律強制規定十六個月到六歲孩童必須送進幼兒園,一天八小時。家庭主婦和男性供養者所組成的家庭型態不僅早已過時,而且根絕。孩子不再是任何人的拖累或阻礙,人們再也不會因為養育小孩而變得依賴、薪級落後或在職場上失去工作能力。人們再也沒有理由不生小孩,也沒有理由因為有了小孩而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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