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榮獲2007年Wolfson史學獎,
唯一貫穿中西的帝國通史!
這一筆歷史帳,你不能不知道!

首創「歐亞革命」帝國史觀,顛覆了歷史課本的西歐視角,
全方位俯瞰六世紀(1405~2000年)的世界舞台:
江南和英國條件相仿,為什麼工業革命只發生在後者?
清朝平定新疆,其意義相當於歐洲征服美洲?
日本鎖國時,江戶繁榮無比,一城人口數就超越當時歐洲各國?
俄國1812年擊退拿破崙,二戰還成為打倒希特勒的主力?
帝國究竟是個人的野心霸業,還是歷史的常態?
為什麼1405年帖木兒死後,世界上再無全球帝國?!

 
一改傳統西歐觀點,放大時空格局,
深入追索在政經文化的交互影響下,
東、西方勢力如何展演出今日世界的全貌!


《帖木兒之後》將世界視為一個完整的有機體,用真正的全球視野、全方位視角,為人類現代史提供了嶄新(但平衡可靠)的觀點。歷來史學名著與此鉅作相比,都顯得有所侷限;日後我們也很難期待再有超越之作。
  帖木兒是史上最後一位「世界征服者」。他的部隊燒殺劫掠,征討範圍西達地中海濱,東抵中國邊境,似乎再過不久,就能恢復其祖先成吉思汗時期的帝國版圖。然而,當他於一四○五年去世,一統天下的帝國也從此告終,至今再不復見。
  接下來的歷史書寫,傳統上都以歐洲帝國的擴張作為世界舞台的焦點,卻忽視了伊斯蘭世界和東亞偉大文明的並存,在當時形成三足鼎立的均勢形勢。直到歐亞世界發生一場革命,才使這均勢發生改變,但也從未徹底翻轉過。
  從帖木兒去世到二十世紀結束,這六百年之間,亞洲的幾大帝國並未受到歐洲入侵者的深刻撼動。中華帝國歷經種種內憂外患,至今屹立不搖,反倒是曾經「日不落」的大英帝國走向了滅亡,而納粹帝國更在竄起後不旋踵間,就遭擊潰。
  帝國的興衰或屹立,其背後的原因仍是世界史領域極耐人尋味的謎題。
  《帖木兒之後》以嶄新的觀點看待全球歷史:
  在「視角」上,摒除以西歐為中心的偏見,採360度全舞台的視野,將遠東、中東、中亞乃至西伯利亞一併納入觀看鏡頭中;
  在「面向」上,從經濟、文化、地緣政治到常民生活,進行全面而深化的探討;
  在「論述」上,廣納各方學者門派,從布勞岱爾到霍布斯邦,從亞當斯密、馬克思、韋伯到薩依德……等等,詳述各家論點,再一一檢視討論;
  在「方法」上,以時間為切片,跨越空間來綜覽全局,追索各方勢力彼此間的交互作用。
  作者透過由此得出的歷史視野,探討過去六百年間歐亞歷史上最著名、最撼動人心的事件,使那些事件再度鮮活呈現於今日,讓我們不僅再度感到驚奇,也更清楚認識今日「全球化」世界最顯著的特色——亞洲的偉大復興。我們如欲掌握未來走向,就必須深刻梳理這段至為關鍵的歐亞世界史。

【本書特色】
1. 探討的時間長達六世紀,空間橫跨三大洲,以帝國的興衰,來說明後世權力版圖如何分配。
2. 獨創「歐亞革命」(The Eurasian Revolution)觀點:認為亞洲帝國主義對世界的影響,無論就空間上還是影響的深遠度上,比歐洲帝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主張這段期間歐洲的重要性有被過度誇大之嫌。
3. 難得一見的全面性世界通史,不只是記述流水帳:作者吸收法國年鑑學派學說,消化大量經濟史、文化史資料,融會貫通古今六百年歷史,近距離檢視歷史細節,寫出觀點最全面客觀、時空縱深最廣袤的世界通史。推翻歷史歷本上歐洲中心論的版本,還原客觀史實。
4. 解釋了許多棘手的歷史疑點:自帖木兒死後,中央帝國消失,人類歷史從陸地轉移到海洋的演變,不是「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這等簡化觀點就能解釋的;同時期中國、印度與日本的成就,用這套觀點也無法解釋;那麼,歐洲的優勢又是如何產生的?作者抽絲剝繭,細緻地從客觀的地緣政治、文化、經濟的交互影響下,演繹出當時各國錯綜複雜的消長變化。
5. 帖木兒之後,歷史又翻新了一頁,回不去以前的大一統帝國,出現東西分流的現象,最後至今日又回到帖木兒死時的均勢、合流狀態。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人類不願接受單一制度、單一統治者或單單一套規範。由此來看,我們仍活在帖木兒的陰影裡,或者更貼切地說,仍活在他失敗的陰影裡。



作者簡介:
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
長期關注歐洲去殖民化議題,熱衷探討帝國的興衰史,針對大英帝國的衰亡,著有多部著作《大不列顛和去殖民化》(Britain and Decolonization)、《大不列顛帝國的終結》(The End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Britain)、《埃及和中東》(Egypt and the Middle East)。目前是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的研究員,且在該校教授帝國史和全球史。



譯者簡介:
黃中憲
1964年生,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專職翻譯。譯作包括《歷史上的大暖化》、《成吉思汗》、《貿易打造的世界》、《破解古埃及》、《蒙娜麗莎五百年》、《法老王朝》、《大探險家》等。



內文試閱:
【摘文1】
帖木兒之後再無全球帝國:還原帖木兒之後的世界歷史

一四○五年帖木兒之死,乃是世界史上一個重大轉捩點。從阿提拉到成吉思汗,一連串「世界征服者」欲建立龐大帝國,將整個歐亞世界歸於一統,而帖木兒正是這一連串「世界征服者」中最後一位出場者。他死後不到五十年,歐亞世界遠西地區的海洋國家,以葡萄牙為先鋒,已開始探索日後成為諸海洋大帝國之神經與動脈的航海路線。本書就在探討接下來的歷史。

  若不細究,大家會覺得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畢竟,西方透過強大帝國、強盛經濟稱霸全球,乃是我們歷史認知的核心觀念之一。那觀念有助於使我們的歷史觀有條不紊。在許多正統歷史敘述裡,似乎是無法避免的。那是歷史的陽關大道,其他的觀點全是小徑或死路。歐洲的諸帝國瓦解,歐洲本身成為「西方」(唯美國馬首是瞻的世界性聯盟)的一部分時,有新興的後殖民國家取而代之。本書的宗旨有一部分在讓讀者了解,從帖木兒時代到今日這段期間的歷史,其實遠比那則傳說所顯示的更為混亂,更受偶然事件的影響,更富爭議性。為了闡明這點,本書將歐洲(和西方)放在更大的範疇裡,放在歐亞世界其他地區建造帝國、建造國家、建造文化的宏大工程之間來探討。個人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正確理解歐洲擴張的進程、本質、規模、範圍,當前世界錯綜複雜的源頭也才得以稍獲釐清。

在本書中,我們橫越遼闊的歷史大地,追索三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全球「相連關係」的深化,成為今人所謂的「全球化」。第二個是歐洲勢力(和後來的「西方」勢力)透過帝國手段,在這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是歐亞世界其他許多國家和文化,面對歐洲擴張時所表現出的強韌。二十世紀時,世界變成一個半統合的龐大經濟、政治體制,一個再無哪個國家、社會、經濟或文化能完全自外於外界的共同舞台,而上述三個因素,在如此世界的形塑上,都扮演了關鍵角色。

今日既是全球化的世界,為何美國會獲致如此超強地位?中國、印度的經濟復興為何如此晚近才出現?西方諸國(這時包括日本)為何在科技和生活水準上如此長期領先他國,直到晚近才有所改觀?為何(科學、醫學、文學、藝術上)西化文化的產品大體上仍舊最令人趨之若鶩?為何各國的政治體制和其法律、規範,反映了歐洲治國術的理念和實際作為,為何領土劃分按照歐洲模式?

二十世紀末期的全球化世界,並非全球自由市場下可預測的結果,我們也無法根據五百年前世界的狀態,推斷出如今的景況。那是漫長、混亂而往往充滿暴力的歷史產物,那是運氣突然逆轉和意想不到之失敗的產物。它的根源遠溯至(大家所普遍深信的)「發現時代」,甚至遠溯至帖木兒死時。


【摘文2】
歐洲真的那麼強嗎?本書的四個基本認定

若說歐洲人未得到盟友和助手的支持便躍升至世界舞台,絕非事實,但歐洲人在改造世界上的確扮演了最關鍵的角色。然而,從一個歐亞「相連」的世界轉變為一個全球帝國世界,如此非比尋常的轉變(似乎在一九一四年已幾乎完成),我們應如何解釋?

一四九二年(哥倫布橫越大西洋)和一四九八年(達伽瑪抵達印度)這兩個魔幻年代,或許標誌著歐洲新時代的開始;但前進的步伐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是走走停停。哥倫布登陸後三百年,北美大陸大部分地區仍未遭歐洲人占領,幾乎未曾有歐洲人踏足。達伽瑪所登陸的印度那一隅,則是在將近三百年後,才落入歐洲人統治(卡利卡特於一七九二年遭英國併吞)。直到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歐洲人的擴張腳步才變為急衝。有待更進一步解釋的,不只歐洲擴張的時機,還有其形式和方向。鄂圖曼帝國與伊朗,比印度更靠近歐洲,為何能比印度更晚許久才落入歐洲人掌控?為何印度受殖民統治時,飽受外人侵逼的中國仍能保有其主權地位,而日本為何能在一九一四年時就成為殖民強權?如果工業資本主義是歐洲勢力擴張的關鍵,那為什麼世界許多地方在那麼久之後才感受到它的衝擊,而且衝擊之後的結果如此多樣?歐洲內部頻頻爆發死傷驚人的對立衝突,為何這些衝突未對其帝國主義野心帶來更大的傷害?還有什麼才該被視為「歐洲」?為什麼在「非歐洲」地區中,有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更能抗拒歐洲勢力,或更快擺脫歐洲的掌控?歐洲的諸帝國一瓦解,「歐洲所打造的世界」還剩下多少?

欲回答這些問題,似乎應該在過去史學家採取的路徑之外,另闢蹊徑。本書提出的論點,深受四個基本認定的影響。第一個認定,乃是我們應揚棄現代世界史的進程為單一直線變遷這個觀念,也就是不應再認為歐洲「以前進姿態」崛起,稱雄於世,然後衰落,再以「西方」一部分的身分興起。從「因緣際會時期」(conjuncture)的角度來思考,會比較有助於了解過去。第二個認定:歐洲的擴張時代、現代世界史的重心必須從「歐亞世界」的角度來探討;第三個認定:對於何謂「歐洲」,必須謹慎思索歐洲「國際體系」的整體穩定、俄羅斯的歐洲身分、「歐洲」的範圍須往東方和西方擴展延伸;第四個認定:帝國並非原罪,必須將「歐洲建造帝國」視為世界史上的一個階段,而非世界某個地區執行道德、文化侵略的結果。

撰寫歐洲的全球擴張時,有個行之已久的簡便解決辦法,就是把歐陸的西北隅視為歐洲的權力中心。英國、低地國、北法、西德成為歐洲的「最典型地區」,制定了經濟現代性、文化現代性方面的「歐洲」標準。因此,欲解釋歐洲為何如此成功,就只需直接鎖定代表歐洲的那些「核心國家」的強大和效率。

從長審視歐洲在歐亞(或全球史裡)的地位,會發現這一化約辦法讓人產生嚴重誤解,而這出於三個原因。第一,西北歐諸國並非可以我行我素,而毋須理會歐陸其他地方的情勢發展,即使它們已成為歐洲最富裕的區塊亦然。它們的富裕和安全,始終有賴於歐洲「國際體系」的整體穩定。

第二,對何謂歐洲採取太狹隘的觀點,就忽略了俄羅斯這個問題。西歐諸國在一八一五年後終於支配東南亞大部地區一事,其實是在與俄羅斯聯手下達成(迫於形勢而不得不的聯手,頻生齟齬的聯手)。以中亞為核心的俄羅斯龐大內陸帝國,漸漸吞併北亞的許多土地。

第三,我們應將我們所認定的「歐洲」範圍,往東和往西擴延。一五○○年後,包含西非沿海、加勒比群島、北美沿海、墨西哥、祕魯、巴西沿海在內的遼闊經濟空間,在商業上被併入歐洲。這一主要倚賴奴隸為勞力的地區,對歐洲日後的工業化有多少貢獻,目前仍莫衷一是,而且未必是大貢獻。但重點在於,到了十九世紀初期,甚至可能在那之前,這一大西洋世界已有相當多地區不能再被視為歐洲的附屬邊陲。美國的「舊東北地區」和其第一大城紐約,從功能上來講乃是歐洲最大商業區的一部分。到了一八七○年代,它在財務上和工業上都已和歐洲最富庶國家並駕齊驅。舊歐洲與新歐洲在斷斷續續、時進時退的互動下,正漸漸融為更大的組合物:「西方」。那是個不穩定的過程,而美國資本主義的獨特發展軌跡和其龐大的企業規模、積極的保護主義作為,對那過程影響甚大。但對於歐洲在歐亞的地位,對於歐洲稱雄世界這地位的維持和興衰,那是關鍵之一。


【摘文3】
歐洲在歐亞世界的地位

史學家常喜歡將現代初期後段的歷史,視為歐洲稱雄的恢宏序曲,喜歡揣想由商業先進的西北歐「核心」國家所支配的全球經濟即將降臨的勝利。事實上,採取如此決定論式的觀點看待這段歷史,並沒有充分的根據。這段時期最鮮明的特色,就是歐洲諸國所能加諸歐亞大部分地方的影響有限。從歐洲的角度來看,最重大的改變,不是在歐洲與印度-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或與東亞諸文明的關係上,而在歐洲-大西洋世界裡由殖民地、貿易、蓄奴所建構起來的龐大地區得到鞏固。這個龐大地區包括了西非洲、巴西、祕魯、墨西哥、加勒比海、法國與英國在北美東部的殖民地。歐洲殖民地的擴大,相對來說仍屬緩慢,但在約一六五○年後以奴隸為基礎建造起來的新種植園經濟,為歐洲的出口和航運創造了很有價值的新市場。來自美洲的珍奇產品,促進了歐洲消費者的胃口。美洲的壯觀奇景,也對歐洲人的想像帶來類似的衝擊。大西洋彼岸諸省已協助歐洲壯大,使歐洲在十八世紀初期時可能已是「舊世界」最富裕、最富活力的文明。

但我們不應率爾斷言,這財富和活力已足以使歐洲的勢力更深入歐亞世界。誠如前面已談過的,除了近東的部分地區,歐洲人在開闢亞洲的新市場上進展不大,而除了在一些歐洲人占有優勢的地點,歐洲人在確立其實質支配上,進展更小。歐洲勢力在亞洲的大前鋒是強大的荷屬東印度公司,一七二○年後不堪治理、軍事開銷的重負,腳步已開始踉蹌,終至陷入赤字和「無利潤的成長」。相對的,印度紡織品外銷的龐大,可能擊垮英國本土的製布業,英國於是祭出保護性關稅以保護自家商業利益。歐洲消費(而非歐洲生產)制約了歐洲、印度、中國三者間的貿易。如果印度人和中國人著迷於歐洲的藝術和科技,反方向的流動同樣龐大。

不過,我們可能會被以下主張改變看法:歐洲最繁榮的地區已在一七四○年時,在經濟體制、社會體制的「現代性」確立了無可打破的領先地位,為歐亞世界其他地方望塵莫及,且這一領先地位遲早會轉化為稱霸全球的地位。畢竟,尼德蘭已首開先河,創立「現代經濟」,英、法則緊追在後。在這裡可見到經濟現代性的一般特色:大宗商品和生產因素(包括土地和勞力)都有「還算自由而普遍的」市場;農業生產力的規模足以支撐複雜的分工;官方提倡財產權和遷徙、承包的自由;科技與商業組織的水準,足以支撐持續不輟的發展、豐富的物質文化、市場導向的消費行為的擴散,但這些特色無一能讓尼德蘭免於十八世紀的經濟衰退。快速發展帶來無法預見的環境惡果,傷害到水質和農業。都市化和內部遷徙破壞了婚姻模式,抑制了人口成長。高生產成本和因貿易對手提高關稅導致的出口市場喪失,危害製造業,把資金趕向政府在國內外的放款——十八世紀結束時的政治、外交危機打壞這一策略。整體來看,荷蘭試圖建構前工業時代的現代性,卻因現代初期歐洲特有的三項因素而功敗垂成:封閉市場和商業自給自足的「重商主義」傾向: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嚴厲抨擊的壓抑貿易政策;前工業時代製造業的高成本,加上環境對農業成長的限制;歐洲內部衝突對歐洲諸國財政體系的激烈衝擊。

荷蘭人的經驗表明,前工業時代現代性的限制,不久後英、法兩國也會感受到,而歐洲式經濟要能順利殖民歐亞其他地方(和全世界),得先經歷科技、政治、地緣戰略上的一場革命。


【摘文4】
歐亞革命:它不只是「工業革命」,而是由地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經濟革命三者相輔相成

一七五○年代到一八三○年代,諸文化和諸大陸的漫長均勢遭歐亞革命打破。在這段期間,歐洲諸國首度取得凌駕歐亞其他地方的支配地位,得到將其勢力投射進亞洲諸大帝國心臟地帶的工具,而非只集中在沿海邊陲。史學家回顧這一改變時,通常把目光焦點放在讓歐洲人獲益的巨大經濟改變。歐洲的新權力,來自科技與經濟組織上的「工業革命」,似乎毋庸置疑。事實上,那並非歐洲擴張的唯一解釋,或者說那並不足以說明歐洲何以能擴張。歐亞革命其實是三場革命,分別發生在地緣政治上、文化上與經濟上。歐亞革命並未帶來歐洲全面稱雄的時代。一八三○年代,歐洲對世界的支配仍是局部且有限的,反抗的空間似乎仍很大。在亞-非洲的內陸深處,幾乎可說是只有耳聞,而未實際淪入歐洲支配。然而這卻為歐洲掌控地球其他地方的帝國體制,開闢了坦途。

這三場革命緊密相連且相輔相成,每一場革命都強化了另兩場革命的效應,擴大另兩場革命的範圍,提高另兩場革命的力道。商業擴張加劇歐洲沿海諸國的對立,使歐洲與歐亞其他地方(特別是與印度)的貿易變得更重要,但也使歐洲更難抵禦該貿易突然中斷所帶來的傷害。鑑於亞洲商品(特別是棉、絲、瓷器)在歐洲大受歡迎,歐洲製造商為了和亞洲製造商競爭,為了求生存,無不希望取得這些商品的「工業製造」方法,來予以仿造;藉由增加這些商品流入歐洲的數量,商業擴張也可能促成這些方法傳播至歐洲。歐洲的海外貿易無法獨力生存,歐洲商人的優勢在於他們的信貸制度和對海上航路的掌控;但在一七五○年之前,他們在歐亞許多地方,地位都談不上穩固。沒有「工業」商品,他們占不了上風。沒有多少東西可吸引亞洲消費者,他們不得不付出金或銀購買他們所需的商品,而歐洲諸國的政府對於金、銀如此有去無回,大為苦惱。雪上加霜的是,他們的固定成本(主要來自船隊和要塞)高得吃不消:主要是因為歐洲內部諸國間的敵對。最後,在印度和中國這兩個歐洲對外貿易的最大市場,歐洲人要入境通商,取決於當地統治者同意與否,而當地統治者可能視其為政治危險而予以拒絕(如在孟加拉所發生的),或遽然予以限制(如中國的「廣州公行制度」)。

因此,必須在地緣政治出現大轉變之後,歐洲人才能扭轉對亞洲貿易的失衡。而徹底改變運輸和紡織品生產方式的機器科技,反過來加大且深化歐洲脅迫、征服的效應。文化改變使歐洲人得以想像、解釋、合理化他們聲稱在物質成就上,還有道德上、知識上均更勝一籌的主張,而科學探究與技術創新所產生的可見益處,則以類似前者的方式,強化那些文化改變所帶來的衝擊。但地圖、沿岸地形圖的繪製、人種誌資料的蒐集、植物的採集、古蹟的參觀、古董的購買(形成全球性思想世界的關鍵先決條件),全都必須在能取得資訊、能前往當地、具有設備來處理所積累資訊、具有讓人想如此做的直接動機下,才能辦到。理論上,沒有「地緣政治」勢力,還是能辦到,但沒有英國在一七六○年後在印度所享有的軍事、政治優勢,英國對印度人的了解將會大大不同,且少得多。如果庫克得倚賴毛利人和土著的合作,或曾遇上非歐洲國家的海上強權,他在太平洋的三次航行就不會進展得如此迅速。在此,一如在印度,地緣政治實力左右了貿易的提升和知識的生產。


【摘文5】
東西大分流:地緣政治革命使歐洲擴大對亞洲的貿易,打破東亞閉關自守的商業政策

這場地緣政治革命有三大效應。透過占領、殖民「外圍世界」諸地區,這革命打破了歐洲擴張領土的障礙。北美內陸和南太平洋很快就會遭併吞,成為西北歐的人口延伸區,成為「新歐洲」。其次,在一八○三年(歐洲戰爭經歷過最短的暫停後重啟)之後的關鍵階段,英國海軍武力摧毀了將世界貿易劃分為數個排他性集團的重商主義分區制度,其摧毀方法乃是打破該制度所倚賴的海上武力均勢:西、法、荷三國艦隊的綜合武力。長距離貿易的固定成本和風險、商業壟斷的理由、對新入場競爭者的障礙,都遭到砍除。第三,一七五七至一八一七年(馬拉塔人勢力遭打破時),南亞經數階段所完成的大轉變,帶給英國意想不到的龐大獲益。英國掌控了印度最富裕地區孟加拉的收入和貿易,藉此一舉取得他們強行打開華南經濟門戶所需的槓桿。以印度作為航運、信貸基地,英國在東亞、東南亞的地區性貿易,可以更輕易和亞、歐間的長距離貿易掛鉤。英國終於可以挑戰東亞世界閉關自守的商業政策。

但若非歐洲諸國與歐亞其他地方的經濟關係有更進一步的大改變,這三項突出的進展,大概也只能帶來短暫的獲益。使歐洲與歐亞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商業交流無法進一步拓展的主要障礙,乃是雙方貿易規模小得可憐。貿易幾乎只限於奢侈品,而奢侈品體積小且市場有限。根據揚.德.佛里斯(Jan de Vries)的估算,一年下來從亞洲進口的貨物,幾乎塞不滿今日一艘貨櫃船。這問題有一部分出在歐洲除了白銀,幾無可打動印度或中國顧客的貨品可賣,因此來自印度的棉花和鴉片,才會讓在廣州購買茶葉的英屬東印度公司代理人覺得如獲至寶。欲撬開亞洲消費市場的大門,只有一個穩當辦法,就是找出亞洲普遍需求的歐洲產品,並想方設法將那些產品行銷各地。否則,貿易量與貿易額的成長,很快就會停滯:他們所打開的大門,有可能遭更堅定的統治者關上,而來自印度的意外獲益將很快被征服與統治的成本吃掉。

這在實際層面所意味的,就是靠地緣政治而得以擴大並重整的歐洲對亞貿易,若要免於成長停滯,就得靠科技變革來增強動力。科技必須轉型,歐洲生產者才能打破亞洲競爭同業長久以來的優勢:亞洲手工業的生產成本低廉許多。如果不想讓交易規模因隔絕內陸諸地區的運輸成本而停滯不前,亞洲(和其他地方)的運輸科技就必須有類似的改變。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不管是在亞洲、非洲,乃至拉丁美洲,若要打破或「壓制」當地統治者天生不願和外人通商、不願以大略平等的條件貿易的心態,歐洲人就得以合理的成本,將其武力投射到極遠處。由於在這之前,歐洲人相較於歐亞其他國家(或非洲國家),並未享有明顯的軍事優勢(除了在大海上),因此這也暗示了一個訴諸科技的解決之道。

當然,我們知道歐洲人找到這些「解決之道」,但並非同時找到,且這些解決之道並非到處都管用。關於歐洲-大西洋世界的經濟發展過程和歐亞其他大部分地方與非洲的經濟發展過程,兩者之間何時開始出現那個已被簡稱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現象,史學家莫衷一是(更別提那現象是如何開始的);但顯然的,約在一八○○年即已開始。在接下來兩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兩者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得天獨厚的地區除外),在某些例子裡,這種現象存在的時間又更久。乍看之下,原因出在只有歐洲能將其經濟工業化,使產出大增,遠超過前工業時代經濟體或非工業經濟體所能達成的增產程度。歐洲人在機械化生產上達成初步創新後,又在這方面不斷精益求精,並善加利用此精進成果,藉此加快技術更新的腳步,逐漸拉大他們與非工業化競爭國在生產效率上的差距,從而使歐洲變得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裕許多。這些工業上的新科技,還帶給歐洲另外兩個至關重大的益處,從而更進一步拉大兩者間的貧富差距。它們(以較低的成本)提供了科技手段,使歐洲得以將原本看來不可能宰制的地方納入歐洲的宰制,並以在前工業時代所無法想像的規模達成這些宰制。武器的進步(連發槍、機關槍、長程火炮、蒸汽戰艦),擴大了攻擊半徑,大大增強了歐洲海陸軍或由歐洲人領導的海陸軍的威力。機械化的海上、陸上運輸工具,使武力的投射距離更遠,並以(就前工業時代的標準來看)近乎風馳電掣的速度投射出去,從而使歐洲人得以將較小批的部隊,一再投入可能相隔數千哩遠的不同戰役中。英國部隊可以往來於南非、印度、中國,甚至紐西蘭之間。蒸汽引擎運兵船和「戰略性」鐵道(例如一八六○年後在印度所建的鐵道),使歐洲人不必再維持那麼龐大的駐守部隊,就能保住其控制區。電報和海底電纜產生了類似的作用,使歐洲人得以在幾小時內(而非幾星期內)下達指令、發布警訊,並請求援助。情報成為歐洲軍火庫裡的隱形武器,其價值相當於數千部隊和數百萬英鎊。工業主義帶來的另一項重大好處,也是速度的產物。入侵者的現身、移民者的湧入、新貿易路線的形成、新港市的建成,速度驚人(全都靠工業技術以不同方式加快其腳步),使歐洲人對於在某些人眼中行動遲緩的非洲-歐亞世界所展開的擴張行動,宛如閃電式攻擊。

當然,一如大分流觀念所表明的,改變的癥候可能出現得又急又猛,但經濟的改頭換面卻是經過數十年才完全定型。歐洲的工業化不是只關乎自家的事,它在根本上改變了其與世界其他所有地區的交流、長距離貿易的數量和內容、貨物與人員在全球的流動。隨著歐洲部分地區為全球性市場擔下了一套專門職責,上述改變催生出新的分工。事實上,歐洲人已形同壟斷了歐、亞之間的海上貿易。這貿易擴大時,其「指揮和控制」(船隻擁有、保險、進出口、信貸)輕易就集中於歐洲人之手,且透過歐洲人在商業「情報」(內部消息)上的相對優勢進一步強化。但真正的革命性變化,在於歐洲取得「全球範圍內製造品主要來源」的新角色,而這新角色主要建立在產量的大增和機械化所帶來的實質成本大降上。據經濟史家保羅.拜羅克(Paul Bairoch)的估算,到了一八一○年,使用紡紗機的英國工人一小時所紡製的棉紗,比使用傳統方法的印度紡紗工的產量要多出九到十三倍,在更高品質的棉紗上,這落差更高達四百倍。紡織品是非工業化經濟體製造品的最大宗(可能占到八成),因此不難了解,在這個幾乎是所有社會裡消費最廣的製造品上,工業歐洲為何會成為全球性的供應者。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這一工業領先地位,也可見於歐洲所能提供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消費品(特別是金屬器皿)上,以及機器製造過程和工業生產過程的巨幅擴展上。歐洲的工業區已成為全世界的作坊、工廠、技術實驗室,如此大幅的進展乃是一八○○年前想像不到的。


【摘文6】
工業革命是出於求生存,乃至無心的防禦性反應

有一個具影響力的說法(部分得益於韋伯學說的啟發)強調諸多關鍵機緣以不可預測且近乎隨機的方式和合,而促成工業革命。因為那些機緣的和合,使歐洲得以避開此前獲利減少、資源耗竭的宿命。國與國間的競爭(使異議和自由思想得以存在)、對政府權力的限制(使財產更有保障)、獎勵有效率之作為的市場經濟、擁有儲備充足糧食和燃料的良性天然環境、可供歐洲利用而數量驚人的美洲意外財富,構成「歐洲奇蹟」(獨一無二且不可能再見的奇蹟)的諸要素。另有一種觀點,徹底改變這論點的平衡。根據這觀點,在一八○○年之前,西北歐與歐亞其他地方最先進的經濟體不相上下。歐洲的優勢不在其社會結構或政治結構,甚至不在其科學思想上的進步,而是來自其擁有的煤(地理上的偶然結果)和殖民地(掠奪的結果):就這兩者使歐洲得以免於走上前工業時代經濟成長必然的下場。還有一種思路,認為歐洲的「分流」主要不是因為其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心智或制度,而主要是對全球力量和趨勢的反應。在這觀點下,歐洲的工業化甚至可視為防禦策略,而那策略在無心插柳之間帶來非比尋常的結果。


【摘文7】
「大分流」的重要現象:歐洲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中國經濟發展深受限制

首先,我們不妨承認十八世紀末期的歐亞世界有兩個地區非常突出。其中一個地區是歐洲,但當然不是整個歐洲,因為當時的南歐和東歐有許多地方,即使以當時的標準來看,都是貧窮而落後的。農業技術原始、欠缺「改善」(例如築籬、排水)、道路差或根本沒有道路、工匠技藝不足、識字率非常低、放貸或放款的金融機構付諸闕如、人身和財產缺乏保障、農奴制仍未廢除:在歐洲大部分內陸鄉村地區,仍可見到這類情況。最繁榮的地區,可見於法國、不列顛本土、低地國、萊茵地區、北義大利、加泰隆尼亞部分地區、南日耳曼與東日耳曼的商鎮、奧地利帝國。這些地方擁有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所稱,已牢牢扎根的那種先進商業經濟。專門化程度提升和分工,使生產力得以提高,使市場得以在良性循環裡成長,進而推動了經濟成長。製造技術的日益精進和土地利用的逐漸改善,產生了同樣的影響。此外,來自貿易的獲益也是經濟成長的推手,這包括了歐洲內部貿易和大陸間的貿易。長距離貿易的影響很難估量,但很可能加快了往大眾消費社會推進的腳步(藉由提升對糖、咖啡、茶之類熱帶產物的喜好),並刺激了行銷、管理、商業情報的收集與利用上的創新。但這些有利情況,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有許多可在中國見到。

江南(長江三角洲)是個大製造區,製造棉布供「出口」到中國其他地方。江南有三千多萬的稠密人口(每平方公里約兩千五百人),有眾多城市,還有繁密的水道網將其與長江中上游(廣闊的腹地)和中國其他地方(藉由大運河)相連,角色相當於歐洲的商業心臟地帶。有力證據顯示,江南作為市場經濟,富裕和生產力同西北歐一樣高。紡織品生產程度差不多,而糖、茶之類商品的消費則可能更高;技術創新普見。此外,中國受惠於對土地買賣管制較歐洲寬鬆的法令,受惠於農奴制已幾乎廢除(而與歐洲不同)的勞力市場。這是個井然有序、規範周密的社會,稅賦低,官方積極推廣較有效率的做事方法(通常是在農業上),因而看不出有什麼理由符合亞當斯密學說的物質成長(經濟學家所謂的「亞當斯密式成長」),不該以和歐洲相當的規模無限期發展下去。


【摘文8】
主客地位逆轉:英國的棉布竟回銷至印度,印度從輸出國變成輸入國

受惠於蒸汽動力和煤帶來的好處,英國的經濟能力大幅提升,遠超過歐亞世界所有競爭者的提升幅度。當然我們也應該知道,即使到了一八三○年,這些好處仍有許多還未成為事實。以蒸汽和煤為基礎的經濟,其益處可能要到一八五○年代才得以全面實現。但在一八三○年之前許久,英國工業化的第一大階段已改變了歐洲與亞洲之間最重要的商業關係。歐洲對印度棉無止境的需求,印度布料在歐、印以外市場的競爭優勢,自十七世紀以來一直是東、西方貿易最重大的特點。到了一八○○年,英國製造品在本國市場上已大體取代印度貨,在白棉布的外銷上也已超過印度,不久後也將更廉價的同類產品趕出其他海外市場。但更引人注意的乃是到了一八一七年,印度織工已開始進口英國製的棉紗,且進口量逐年遞增。一八二○年代時,印度已成為棉紗的淨進口國。動力織造技術在一八三○年後問世之後,英國在棉紗上的優勢擴及到棉布上。到了一八三○年代中期,棉製品占了英國對印度出口的一半以上,印度已成為英國第二大的棉製品市場。主客地位的逆轉,教人吃驚。英國摧毀了印度紡織品長期以來在全球市場的龍頭地位,藉此將其貿易打入英國所能打開的任何亞洲市場。印度的門是被英國以帝國主義武力強行打開的。這一力量是否也能用在其他市場上,仍在未定之天。


【摘文9】
江南為什麼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機械化無從誕生、缺乏工業化的誘因

問題就變成:江南(和中國)為何未能獲致和歐洲一樣的經濟擴張,而無法阻止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出現?目前最具說服力的答案,乃是其無法克服前工業時代典型的成長束縛。十八世紀末期時,江南面臨糧食、燃料、原物料成本暴漲的問題。日益增加的人口、日益擴張的產量,爭食面積大致沒變的土地。糧食需求抑制了原棉產量的增加。從一七五○到一八○○年,長江三角洲的原棉價格大概漲了一倍。燃料(木頭)需求,造成童山濯濯,環境退化。理論上,要擺脫這困境,並不是沒有辦法。照理江南應從更遠處取得必需品,應藉由機械化、擴大市場,進而擴大其供應來源,減少生產成本,應轉而用煤來滿足燃料需求。但事實上,這些改變實現的機會不大。它面臨了來自許多內陸中心城市的競爭,且那些城市的糧食和原物料更便宜,又同樣可利用中國發達的水路運輸網。中國商業經濟的成熟,使新生產者得以用同樣的科技水平,相當輕易地進入市場。在這些情況下,機械化(即使科技條件足以實現機械化)可能從無機會誕生。而中國雖產煤,但煤產地離江南很遠,無法以低成本運到江南。因此,就整個中國來說,走上工業「大道」的誘因和工具都過於薄弱或付之闕如。

歐洲最發達的地區,則沒有這些限制。即使把「商業制度、信貸與資本的供應、有用知識的擴散這些事物,在歐洲是否比在中國得到更有效率的組織(因而較有可能走上科技進步)這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撇開不談,日益升高的糧食、燃料、原物料需求,似乎都無疑較容易滿足。歐洲的「資源邊境」一直未遭關閉,新土地可取得(例如在南俄羅斯),而農業改善已提升現有農地的生產力。在燃料需求最強的地方,可藉由可取得之煤的充足供應而滿足那需求。歐洲還額外受惠於殖民貿易,殖民貿易的利潤有部分來自奴隸勞力的貢獻。歐洲擁有意外得來的「無主」土地,特別是在北美洲。這兩者可能有助於(但非決定性的)使歐洲免於走上江南的下場。

整體的結果,就是歐洲的「核心地區」有較多時間利用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機會,且有更有利的機會來完成其科技上的大躍進:使用以煤為燃料的蒸汽動力。


【摘文10】
日本:厲行鎖國卻自給自足,產生工業革命,江戶曾經是史上第一大城

厲行鎖國的日本,這時已絕大部分自給自足,對外貿易額極小。國內經濟劃分為多個自成一體的「藩」,但擁有百萬人口的江戶(可能是當時世上最大城市),其需求已創造出龐大的內部貿易,特別是糧食上的貿易。十八世紀時,穩定人口(不似中國人口遽增)和「工業革命」(更集約的農業和家庭人力投入紡紗、織造)已使經濟繁榮程度頗有增長。

日本,一如中國,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經歷了一段政治統一、經濟成長的不凡時期。幕府將軍之職,由德川家族世襲擔任。天皇宮廷仍存於舊都京都,但徒有名器而無實權。幕府將軍在京都也設有巍峨宮殿,供其定期前往京都時居住。政治穩定的關鍵,繫於德川家族對氏族、氏族所分得的領地和對統治氏族的「大名」所擁有的無上權力。幕府還施行惡名昭彰的「參勤交代」制,以補強其武力統治。在這制度下,「大名」得將妻、子留在幕府的都城江戶當人質,且每隔一年要在江戶居住。在江戶時,「大名」得每個月上幕府朝廷兩次,得在江戶城裡和城周遭執行行政職務。與此同時,世襲的戰士階級,也就是武士,聚集在領地的城下町(圍繞領主的城堡發展起來的城鎮,例如姬路或名古屋)裡,或跟隨「大名」赴江戶「參勤」。武士在不同程度上轉型為食俸祿而有地位的階級,倚賴其所屬氏族發的俸祿為生,愈來愈著迷於儒家所宣揚的君子理想,而儒家的社會秩序觀正有助於支持他們的新地位。

社會承平,人口隨之遽增,從一六○○年的一千兩百萬增加為一七二一年的約三千一百萬,比西歐人口大國法國的人口還多了二分之一。都市化有相當程度,江戶(約一百萬人口)、京都(三十五萬)、大阪(三十六萬),就世界標準來看,都是大城。一七○○年,江戶的面積是倫敦的兩倍。耕種面積從一六○○至一七二○年成長了一倍。紡織品、金屬製品、陶器、出版方面,有一大型先進的手工生產基地。地區經濟的專門化程度升高,促進了內部貿易。大企業家控制以大阪為中心的內部貿易。大阪有「天下的台所」(日本的廚房)之稱,具有龐大的稻米市場、肥沃的腹地,且接近京都,而京都這時仍是文化首府,製造業(特別是絲織品)重鎮。與西歐截然不同的是,現代初期的日本仍是「木頭世界」,這或許是因為日本位處地震帶,木造房子便宜且重建快速。日本的城市,放眼望去淨是低矮的木造建築。但走訪日本的歐洲人,個個都清楚日本是個先進而富裕的文明國家,都很想和日本人貿易。

誠如之前說過的,在約一五四○至約一六四○年(正好是歐洲人來到這地區時)東亞、東南亞貿易的擴大上,日本扮演了積極促進的角色。日本商人和倭寇善用了日本、中國、東南亞三角貿易的新商機,而日本白銀產量的激增,促進了商業發展,使日本能買進更多外國進口貨。根據某些估計,一六○○年時日本的白銀產量占全世界產量的三分之一(乃是歐洲人如此熱中於到日本做買賣的原因之一)。日本的西南諸港成長快速,特別是長崎,出現了中國工匠和商人定居的「中華街」。一六一八年,光是長崎一地就約有兩百名中國人。但江戶幕府對這日益擴大的貿易,卻充滿矛盾。江戶幕府成立未久,其對遙遠氏族領地的掌控,可能因那些領地不受規範的對外接觸而削弱。在江戶幕府眼中,天主教特別是與叛亂、顛覆密不可分,因而對其大力迫害。一六三○、四○年代,前來做買賣的中國人、荷蘭人(唯一獲准入境的歐洲人),只准在長崎和出島(長崎港中的人工島)活動。中國漫長的動亂和一六六一年後各口岸對合法貿易關上大門,進一步扼殺了東亞的對外貿易。但一六八五年後,東亞對外貿易復盛,幕府卻愈來愈憂心日本白銀外流,於是在一六八八年禁止白銀出口。一六九八年,幕府加強對長崎的管制,對商業與訊息的流動監控更為嚴密。

日本走上「鎖國」,一部分是因為擔心白銀外流,使國家財富失血(這種憂心,當時歐洲多國政府也不陌生),一部分是因為不安於與中國的關係。中國是該地區的超級強權,其所主導的東亞「世界體系」,不承認日本的獨立地位。鎖國這消極辦法,解決了中日關係這一難題,且日本可能有意藉由鎖國,使清朝統治者打消侵日的念頭,畢竟四百年前元朝兩次入侵日本,差點就得手。但鎖國並不表示完全阻絕外來文化。中國思想和文化令日本人著迷,且得到德川幕府刻意推動。中國是穩固、安定、帝制國家的偉大典範。中國文學和藝術構成禮教社會的基調:嫺熟中國語和中國繪畫風格,在社會上備受重視。日本人投入大筆心血改造儒家思想,以符合日本環境。因此,與其說長崎是個關上的門,不如說是個狹窄的門口和監聽站,幕府從來到這裡的船隻蒐集情報(船長得撰寫「近況報告」以便轉呈江戶),透過這裡進口書籍。「蘭學」(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歐洲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在武士、教師、學者圈子慢慢傳開。

江戶幕府在政治上走上鎖國,並不表示經濟就此陷入停滯。一場令人讚嘆的雙重革命,推動了一六○○年後日本經濟的成長。首先,隨著「大名」和武士定居於城下町,江戶幕府的政治體制創造了日本前所未有的大型城市經濟。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江戶本身。「參勤交代」規定,把數百位「大名」和他們的妻小、大批侍從武士帶到江戶。到了一七○○年,江戶百萬人口中,有一半是侍從武士,他們住在一個個氏族大院中,而這些大院占了江戶城區將近四分之三的面積。「大名」與武士集中於一地,為都市商人、工匠、臨時工的服務業、製造業,帶來龐大的上層消費人口。他們的購買力來自其領地的稅收,而從領地送來的稅收有時是實物,存放在江戶水岸邊的大倉庫,有時則是將收繳的米稅在大阪市場出售後所得的現金——江戶的糧食有很大部分來自大阪市場。這一體制大大促進了國內貿易和銀行業,促成一個為中心市場製造糧食和製造品的大型統合經濟。而城市上層消費者對稅收的需求,反過來又促進鄉村領地的生產力。與「大名」駐留江戶一事同樣促進經濟的,乃是他們在領地與江戶之間的定期往返。「大名」的參勤隊伍有時多達兩千多人,促成客棧出現於沿途,催生出海路、陸路的固定路線網。

其次,這一上層消費模式並未像歐洲一樣倚賴對外貿易。在對外貿易已變得較無利可圖時,日本人能夠實行重商主義自給自足政策,且執行得非常成功。例如,與英格蘭不同,日本自產白銀,不需透過貿易取得貨幣的基礎,而在現代初期歐洲,必須透過貿易取得貨幣的基礎,乃是令經濟學家大為困擾的問題。對於國內的奢侈品、新食物需求,日本人的回應也極富創意。朝鮮陶器長久以來在日本奇貨可居。一五九○年代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後,將高麗陶工帶到日本,本土的製陶工業隨之確立。日本多樣的氣候環境,使棉花、絲、菸草、糖這些新商品作物,得以在其境內各自找到生根發展之地。絲和棉在京都、大阪製造,糖的生產則達到自給自足;漁業在十七世紀也有長足發展。日本在上述種種方面成功利用格外富饒而多元的自然環境,發展出與歐洲不相上下的富裕商業經濟,卻未承受殖民主義的成本和風險。甚至在一七二○年後經濟成長因資源耗竭、欠缺新土地而中斷,人口停止成長之後,又有更集約農業的「工業革命」適時出現,協助保住前一世紀的經濟成就和德川幕府所打造的政治、社會統一局面。而這一「工業革命」的出現,有一部分乃是官方透過實驗農場和引進中國植物學論著所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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