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熱賣300萬本!榮登亞馬遜中國2013年度最暢銷圖書!

天下雜誌總主筆 何榮幸
東森新聞台主播 吳宇舒
知名節目主持人 陳文茜
TVBS《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主持人 詹怡宜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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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是最容易看見歷史,也最容易被歷史看見的人。很多記者因而忘了,看見歷史的目的,是要看見背後的人。柴靜不曾忘記,所以她能夠看見更多的人心與人性。」
──天下雜誌總主筆 何榮幸

「不同的新聞環境,相同的心靈觸動。」
──東森新聞台主播 吳宇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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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中,我沒有刻意選擇標誌性事件,也沒有描繪歷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聞報導裡,我只選擇了留給我強烈生命印象的人,因為工作原因,我恰好與這些人相遇。」
──柴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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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我媽買了一台紅燈牌收錄機讓我學英語,短波能收到台灣電台,家裡沒人的時候,我就守著聽「亞洲之聲」、「中廣流行網」,主持人吳瑞文、謝德莎、沈琬、林賢正、李麗芬、陳樂融……我不知道這些名字我寫得對不對,但隔了二十年,寫下每個名字的時候,我還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是我的朋友。有期節目,沈琬說一個叫黃家駒的人當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關心永遠在》,說:「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為我們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會在哪裡。」說的時候她哭了。
我當時不知道黃家駒是誰,她說得也沒什麼出奇,尋常情理,但打動了我,那之前沒有成年人用這種方式對我說過話。」
──柴靜,摘自本書〈台灣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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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是央視知名主持人柴靜,從事媒體十年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與省思,是柴靜個人成長的記錄,也是中國社會十年變遷的備忘錄。

柴靜以新聞工作者透澈觀察與內省、自然沉靜的筆調,引領讀者思考中國近年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不論是工業汙染、違法徵地、家庭暴力,或是同性戀議題,在在都考驗著社會的矛盾與衝突。

身為媒體人,柴靜清楚知道自己的出發點,也知道目的地,生活不能糊裡糊塗、隨聲附和,而是要從蒙昧中睜開眼,獨立思考、勇於質疑而不輕言放棄,堅定探索事情背後隱藏的真相。


作者簡介:
柴靜

山西人。十九歲在電台主持《夜色溫柔》節目,二十二歲於湖南衛視主持《新青年》節目,二○○一年擔任央視《東方時空》主持人。
二○○三年發生SARS,柴靜是最早前進疫區的記者之一;同年,她獲選「風雲記者」。
柴靜先後擔任央視《新聞調查》出鏡記者、《面對面》主持人,二○一○年起擔任《看見》節目主持人。


內文試閱: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為傳說北京要封城。還有人說,晚上飛機要灑消毒液。北京像一個大鍋,就要蓋上了。人們開始搶購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裡擠來擠去不知買什麼好,找到一箱雞蛋扛回家。
好像「轟」一聲,什麼都塌了,工作停了,學校停了,商店關了,娛樂業關了,整個日常生活被連底抽掉。
我們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著他們轉運病人。到哪兒去,運到哪兒,都不知道。
二十二號,突然通知有臨時轉運任務,開出兩輛急救車。長安街上空空蕩蕩,交警也沒有,司機周師傅開金杯麵包車載著我們,跟在急救車後面開了個痛快。那年天熱得晚,來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瘋了,純金的枝子胡亂抽打著往外長,襯著灰撲撲的荒街。老金杯在長安街上開到一百二十碼,窗開著,外頭沒人,風野蠻地拍在臉上。我原來以為這一輩子,就是每天想著怎麼把一個問題問好,把衣服穿對,每天走過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這麼到死,沒想到還有這麼一天。
到醫院,車一停下,我看到兩個醫生推著一個蒙著白布的東西,顛簸著跑過來。
我嚇了一跳。
他們把它往救護車上抬的時候,我才發現,是個輪椅,一個老太太坐在上面,從頭到腳被白布罩著,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沒有穿隔離服,沒有口罩,從普通的客梯裡推出來,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單,大概是臨時被拽過來,算隔離手段。
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出來,很多人自己舉著吊瓶,我數了一下,二十九個人。這不可能,公佈的沒這麼多。我又數了一遍,是,是二十九個。
運送病人的醫生居然沒一個人穿隔離服,眼罩、手套也都沒有。只是藍色的普通外科手術服,同色的薄薄一層口罩。我攔住一個像是領導模樣的人,慌忙中,他說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後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週後也發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聲。編導天賀抽了一會兒他的大煙斗,說:「覺得麼,像是《卡桑德拉大橋》裡頭的感覺,火車正往危險的地方開,車裡的人耳邊咣咣響――外面有人正把窗戶釘死。」

我們住在一個小酒店裡。人家很不容易,這種情況下還能接收我們。一進大門,兩條窄窄的繩子,專為我們幾個拉出來一個通道,通往一個電梯。進了電梯,只有我們住的三樓的按鈕能亮,其他樓層都用木板封死,怕我們亂跑。進了三樓,沒有其他客人,空蕩蕩的長走廊裡靠牆放著一溜紫外線消毒燈,夜裡磷光閃閃。
樓層的服務員挺好的,給我房間打電話,說我們要撤了,以後你們自己照顧自己吧,給你們一人留了一個體溫計,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們打球的操場空無一人,掛了鐵絲,滿場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頭底下,飄來蕩去。
我家小區也知道我去過病房了。物業給我打電話:「挺好的吧?大家都挺關心你的……最近不回來吧?」我理解,拍完了我們也不回辦公室,車開到南院門口,把帶子放在門口傳達室。會有人來取,把帶子消毒後再編輯。
我妹來酒店給我送東西,我讓她帶只小音箱給我。晚上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隔著三四米遠,我讓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燈下看著我。去病房前我倆談起過父母,我問她:「你覺得我應該去病房嗎?」她說:「你可以選擇不當記者,但是你當了記者,就沒有選擇不去的權利。」

一天晚上,張潔莫名其妙地跑來酒店住,還帶著一大束花。「咳,領導,這時候您來幹嘛呀?」大家心想,還得照顧您。他不解釋,還一一擁抱,男人們著實不習慣,倒拽著花,繃著身體忍受領導的
親熱。
事後,我在媒體報導裡看到過張潔說:「他們幾個早期的時候回到南院來吃過一次飯,結果大家找我反映:你還注意不注意我們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間,真是……但轉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們心裡難受,就來酒店陪著我們。
記者問我,我一點不記得去南院吃飯這事兒了。費勁地想半天,解釋說:「那時,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麼真實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來,我閉著眼從枕頭邊摸到體溫計,往腋下一夾,再半睡半醒五分鐘。反正發燒就去醫院,不發燒也要去。有一天,我覺得鼻子裡的氣是燙的,熱流直躥到腦門上,覺得肯定是感染了。閉著眼睛想,怎麼搞個DV進病房之類,不能白死。睜開眼看了看體溫計,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負責給刑場上已被執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說從不恐懼,只有一次,晚上洗頭的時候,打上洗髮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臉都出現在她面前。
她的話我覺得親切。非典時,我很少感到恐懼,有一些比這更強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龍頭下,開著冷水,水流過皮膚,一下浮出顫慄的粗顆粒,塗上洗面乳,把臉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覺得是死神在摸著我的臉。我一下子睜大眼睛,血管在頸上嘣嘣地跳。我摸著血管,這就是最原始的東西。活著就是活著。在所有的災難中,這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後來我才知道,有一陣子,我們幾個都認為自己肯定感染了。從醫院回來,大家不約而同沖很長時間的熱水澡,覺得有什麼粉末已經沾在身上,鼻孔裡嘴裡嗆得都是,但誰也不說,好像不說就是一種
保護。
台裡給了我們五個免疫球蛋白針指標,這在當時極稀缺,是當保命的針來打的,但司機周師傅不是本台職工,沒有指標,這五針被安排到當晚八點打,過後失效。
「要麼六個都去,要麼都不去。」我們打各個電話爭取,但台裡也協調不了。
錄音劉昶一邊聽著,說了句:「別球爭了。」七點半,他把門一鎖,不出來了,敲也不開。陳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這樣他安心。」
我們五個回來的時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著,一邊給他的錄音杆弄土法消毒――罩個女式黑絲襪在杆頭的絨上,一根煙斜銜在嘴角,眼睛在煙霧裡瞇起來:「沒事兒,該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醫院裡碰到個女病人,舉著自己的吊瓶,看陳威拿鏡頭對著她,轉頭跟身邊醫生說:「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哈哈大笑。
「九・一一」後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脫口秀,一邊捶著桌子忍住眼淚,一邊繼續說笑話。我當時不太明白,現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
我們待在急救中心,攝像小鵬每天去找漂亮的護士消毒。他最喜歡一個叫「鋼絲眼」的,因為那姑娘戴著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線鋼絲。他老站在遠處瞄著,又不好意思近前。鋼絲眼呵斥他:「過來!消毒!」
他說:「我不怕死。」
鋼絲眼冷笑一聲:「不怕死的多了,前幾天我拉的那兩個比你還不怕呢,已經死了。」
他立刻湊過去了:「多給點兒。」
鋼絲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給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頭上也來點兒?」他嬉皮笑臉指著自己的光頭。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們當中,我迅速變得粗野了,車在空無一人的長安街上,他們遞給我根糙煙,說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飯,飯館大都關了,就一家湖南小館子彪悍地開著,幾個服務員大紅襖小綠褲,閑來無客在門口空地上掄大繩鑽圈,見我們車來,一笑收繩,上幾鍋最辣的干鍋驢肉,顫巍巍地堆成尖兒。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紅辣椒圈兒,一碗碧綠的蒜苗段,齊投進去,滾燙得直濺猩紅的泡,往米飯裡澆一大勺,再拿冰礦泉水一浸,把頭栽進去吃,幾只光頭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務員說:「給我一萬張餐巾紙。」
他們吃完一鍋,也給我倒一杯白酒放著,講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烏黑,只剩太陽中心鮮紅一點,像鑽石一樣亮。小鵬說他把機器往戈壁上一扔,放聲大哭。他就是這麼個人,拍人物採訪時,常是大特寫,有時鏡頭裡只剩一雙眼睛:「看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誠。」
我說不上的跟這些人親。

我們拍過的從人民醫院轉運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佑安醫院治療,我們去採訪時已經可以正式進病房拍攝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進來的身形,邊喘邊笑:「中央台怎麼派個小娃娃來了?」
我也笑:「把臉遮住就是顯年輕。」
問她現在想得最多的是什麼,她看外頭:「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風箏。」
小鵬的鏡頭,跟著她的視線搖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門,我問主治的孟醫生:「她情況怎麼樣?」女醫生四十多歲,笑起來像春風,沒直接答:「一個病人來了之後晚上從來不睡,總張眼睛坐著,怕睡著了就死了。再這麼著就垮了。我說給我三天,我一定讓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裡見不著、不注意的人。這個病區裡的人,連帶我們這幾位蠻漢,看著孟醫生的眼神,都帶點孩子式的仰賴。告別時她對我說了句:「醫生要讓人活著,自己得有犧牲的準備。」
「你有麼?」
「我有。」她為我們拉開了玻璃門。
在空地上收拾傢伙的時候,天賀拿只小DV,突然問我:「你害怕非典嗎?」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頭就走。
從醫院出來,五月玫瑰色的晚霞裡,看著濕黑的老榆樹,心想,樹怎麼長得這麼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聽鋼琴,這東西怎麼能這麼好聽呢?走在路上,對破爛房子都多看兩眼。
幹完活,無處可去,我們幾個到北海坐著,架鳥的、下棋釣魚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沒了,四下無人,大湖荒涼,熱鬧的市井之地難得聞到這青腥野蠻的潮氣。遠遠聽見琴聲,順聲望,只一位穿藍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駁剝落的朱紅亭子裡,膝上一塊灰布,對著湖拉胡琴,琴聲有千災萬劫裡的一點從容。我們聽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這期節目叫「非典阻擊戰」。播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坐在賓館房間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鐘,就都埋頭接電話和短信。在那之前,我還真不知道我在這世界上認識這麼多人,那期節目的收視率是百分之五點七四,意思是超過七千萬人在看。那時候才知道電視的陣勢真大,短信裡有個不認識的號碼,說:「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間確實一閃念,要是現在死了,總算不會渾身散發著失敗的腐味兒。
小鵬看了一會兒手機,沒理解為什麼輿論會有這麼大反應,抬起頭說:「咱這不就一恪盡職守麼?」
陳虻也給我打了個電話,沒表揚,也沒罵我:「送你一句話――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媽學校停課,正在鄰居家打麻將,一看見片子,手停了。鄰居說我媽哭了。但她沒跟我說。她不是那種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問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麼?」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醫院,因為心裡一直沒放下那個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號,我在那裡看到病人從頭到尾蓋著白布推出來。兩天之後,我們的車又經過那裡。這個有八十五年歷史的三級甲等醫院剛剛宣佈整體隔離。
黃色的隔離線之後,有三個護士,坐在空空蕩蕩的台階上。她們手裡拿著藍色護士帽,長長的頭髮剛洗過,在下午的太陽底下曬著。相互也不說話,就是坐著,偶爾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頭髮。
車在醫院門口停了十分鐘,小鵬遠遠地拿DV對著她們。
人類與非典最大也最艱苦的一場遭遇戰就發生在這裡。從四月五號開始,陸續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醫護人員,有將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門診大樓北側的急診科是當時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這裡。我不明白這家醫院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該跟上次拍轉運的那二十九個人有關係,我得知道這是為什麼。沒人要我做這個節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麼多,心裡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什麼是陳虻說的「欲望」。
採訪中,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告訴我,當時這二十九個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衛生組織檢查的時候,他們曾被裝在救護車上在北京城裡轉。
九年後,再看二○○三年對他的採訪,那時候我還不能明白這個人為什麼說話語速那麼慢,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現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長時間說服他接受採訪。我說:「你不用作什麼判斷和結論,只要描述你看到、聽到、感覺到的,就可以了。」
在電話裡,他沉默了一下說:「回憶太痛苦了。」
「是,」我說,「但痛苦也是一種清洗,是對犧牲的人的告慰。」

朱繼紅帶我走進急診室門廊,他俯下身,打開鏈子鎖,推開門,在右手牆上按一下,燈管怔一下,亮了。慘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麼大的空間,藍色的輸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週四;四月十七日,週四……
每個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亂的被褥,有些從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腳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這就是我之前聽說的天井。四周樓群間的一塊空地,一個樓與樓之間的天井,加個蓋,就成了個完全封閉的空間,成了輸液室,發熱的病人都集中到這裡來輸液。二十七張床幾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間只有一只拳頭的距離。白天也完全靠燈光,沒有通風,沒有窗,只有一個中央空調的排氣口,這個排氣口把病菌傳到各處。
病歷胡亂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樣,已經發黃發脆。我猶豫了一秒鐘。朱繼紅幾乎是淒然地一笑,說:「我來吧。」病例被翻開,上面寫的都是「肺炎」。他指給我看牆上的黑板,上面寫了二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十九個後面都用白粉筆寫著:肺炎、肺炎、肺炎……
「實際上都是SARS。」他說。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為別的病來打點滴的人呢?」
「沒有辦法,都在這兒漚著。」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裡,我會問他「你們怎麼能這樣不負責任」,但站在那裡,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木然柔順的絕望,讓我的心臟像是被什麼捏著,吸不上氣來――他和他的同事也漚在裡面。人民醫院有九十三名醫護人員感染非典,急診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兩位醫生殉職。
我想起轉運當天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只穿著普通的藍色外科手術服。當我在胸科醫院戰戰兢兢地穿著全套隔離服進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鐘,身邊的人緊張得橡膠手套裡全濕了的時候,這些醫生護士,在天井裡守著二十幾位病人,連最基本的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那幾天是什麼狀態,他說:「我很多天沒有照過鏡子,後來發現,鬍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診科護士,三十多歲。她坐在台階上,淚水長流:「我每天去要,連口罩都要不來,只能用大鍋蒸了再讓大家用……我不知道這是我的錯還是誰的錯……」
朱繼紅帶我去看留觀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幾間普通的病房,遲疑地問他:「你們的清潔區、污染區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這兒畫一根線。」我不能相信,問了一句:「那你們怎麼區分清潔區和污染區?」朱繼紅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舉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這兒。」
我問:「你們靠什麼防護?」
他面無表情,說:「我們靠精神防護。」
我原以為天井關閉之後他們就安全了,但是急診科的門診未獲停診批准,只能繼續開著,病人還在陸續地來,沒有條件接診和隔離的醫院還在繼續開放,發燒門診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個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們來拍攝時,病人才開始轉運到有隔離條件的醫院。當時病人連輸液的地方都沒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輸。
他帶著我去看,所有的椅子還在,輸液瓶掛在樹杈上,或者開車過來,掛在車的後視鏡上,椅子不夠了還有小板凳。一個衛生系統的官員在這裡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兒子感染了,想盡辦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個床位,夫婦倆讓兒子住了進去。兩口子發燒得渾身透濕,站不住,只能顫抖著坐在小板凳上輸液。再後來連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癒的時候,父母已經去世。
一張張椅子依然擺在那裡,原樣,從四月到五月底,誰也沒動過,藍色的油漆在太陽底下已曬得褪色,快變成了綠的,面對大門口敞開放著,像一群啞口無言的人。
牆那邊一街之隔,就是衛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診科的護士王晶去世。
丈夫給我念妻子的手機短信。
第一條是:「窗前的花兒開了,我會好起來的。」
他不能探視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壇醫院門口,進不去,就在世界上離她最近的地方守著。
她寫:「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來,她開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裡交代著存摺的密碼。
最後一條,她要他繫上紅腰帶:「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邊慟哭一邊念,我的眼淚也滿臉地流。小鵬瞪我一眼,做記者哪能這樣呢?可是我沒辦法。
他沒有告訴孩子。女兒大寶才六歲,細軟的短髮,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臥室門上貼了張條子:「媽媽愛我,我愛媽媽。」
我問她為什麼貼在門上,她不說話。我說:「你是想讓媽媽一回來就看見,是嗎?」她點點頭。臨走的時候,她坐在床上疊幸運星,說裝滿一整瓶子媽媽就回來了。我在黯淡的光線裡站了一會兒,看著她疊,大圓口玻璃瓶裡面已經裝了三分之一。她疊得很慢,疊完一個不是扔進去,而是把手放進罐子裡,把這一粒小心地擱在最上層。我看著,想找句話說,說不出來。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看我一眼,我心裡「轟」一下:她已經知道媽媽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難過。
出來後,車開在二環上,滿天烏黑的雲壓著城,暴雨馬上就要下來。一車的人,誰也不說話。
這是二○○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後,人們還會說「這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從頭到腳蓋著白布的病人從我身邊推過的時候,還有媒體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只不過隱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我覺得自己只是大系統裡的一粒小螺絲,一切自會正常運轉,我只是瞥到了一點點異樣,但我沒有接到指令,這不是我節目的任務,我覺得轉過頭很快就會忘記。
然後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節目播出後,有同行說:「你們在製造恐慌。」當時我身邊坐著時任《財經》雜誌主編的胡舒立,她說:「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輕慢。」

最後一天,我們在協和醫院門口等待檢查結果,確認是否有人感染。張潔在辦公室等消息。我們幾個坐在車裡,等了半小時,一開始還打著岔,嘻嘻哈哈,過一會兒就都不說話了。天賀的電話響了,他接起來說:「對,結果怎麼樣?……出來啦?……哦,真的呀?誰?……對,是有一個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沒動,在心裡說了句粗口。
他掛了電話,戳一下我說:「喂,醫生說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節目都播完了。金杯車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開,誰也沒有散的意思,我們打算就這麼工作下去,張潔說:「你想去哪兒?」我說無所謂,去哪兒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東西回家,小音箱裡放著Skinny Puppy的音樂,站在高樓的窗口,看著空無一人的北京。看了一會兒,我回身把耳機扣在頭上,拿頭巾用力一綁,把音樂開到最大。如果當時有人看到這一幕,可能會認為我瘋了,因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體在極度緊張後的隨意屈張,音樂就像是誰站在萬仞之上,在風暴中厲喊。
我閉著眼睛張著手腳,胡亂旋轉,受過傷的左腳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樣插進來。人在那種快意的痛苦裡毛髮直豎,電子樂裡失真的人聲像在金屬上凶狠地刮刺,繩索突然全都繃斷了,我睜開眼,像一只重獲自由的小獸,久久地凝視著這個新的世界。
數月之後,我接到一封信,很短:「還記得七二一醫院嗎?」
我馬馬虎虎地往下看。
「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大街上尋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認為一個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問:『是你嗎?』對方很驚慌。直到在電視上看見你,我才知道你是誰,原來你是個有名的記者。」
他在最後說:「你會覺得好笑嗎?我曾以為你會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結束了。

(摘自第二章)

資料來源: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304777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