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代表著作
迪頓(Angus Deaton)關心全球窮人,要他們過好日子
他分析為何人類獲得有史以來最好的生活水準
深入探討因此而產生的貧富差距及不平等現象
諾貝爾頒獎委員會說:迪頓把應用經濟學發揮得淋漓盡致!


比爾蓋茲、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艾斯格魯柏、賓州大學普列斯頓教授、耶魯大學波吉教授、《紐約時報》、《金融郵報》、《商業世界》、《金融時報》、《彭博資訊新聞》、《經濟與政治周刊》、《商業經濟學》、《周日泰晤士報》、《富比士雜誌》等媒體大力推薦

比爾‧蓋茲(Bill Gates):
如果你想了解為何人類的整體福祉隨著時間而進步快速,一定要讀本書。

現今人們變得更富裕、更健康、更長壽
然而當大量人口脫離貧窮後
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卻形成極大的不平等!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發展經濟與貧窮研究學家 ── 迪頓
探討各國增進健康、財富的舊有和現行模式
提出援助落後國家展開大脫逃的具體作法

迪頓在《財富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一書中闡述某些影響廣大的創新與不易克服的障礙,例如,人類一方面擁有了疫苗、抗生素、防蟲措施和潔淨水源,一方面必須對抗大饑荒、愛滋病和文明疾病。除了檢視美國歷經長期繁榮之後成長步調趨緩、貧富差距漸增的情況,也提到印度與中國的經濟成長如何改善十多億人口的生活。有鑑於國際援助成效不彰,甚至有害無益,迪頓在書末倡議採取替代措施,包括對製藥公司提供新誘因、取消貿易限制等,讓開發中國家也能展開大脫逃。

迪頓撰寫本書的主旨在討論全球的健康與財富,不僅聚焦於現代,也回顧人類發展的歷程。
首先,探討人類的健康發展史、數十萬年前的狩獵與採集生活為何影響現代人的健康,以及人類從十八世紀開始努力降低死亡率如何奠定現代的健康進步模式。十九世紀末,細菌致病論的發展與採納,為另一波爆炸性的進步奠定基礎,同時也打開另一道鴻溝,使得富國與窮國人民的存活率出現極大差距。

二次大戰結束後,全球加快腳步研究醫療方法,以便拉近自十八世紀開始形成的健康鴻溝。其間獲得許多重大成就,例如運用抗生素、防蟲措施、疫苗注射和乾淨水源,讓數百萬孩童免於死亡。雖然窮國與富國平均壽命差距縮小,但還不夠接近,且全球曾遭遇某些可怕的障礙,例如1958至1961年間人為因素造成的中國大饑荒,以及若干非洲國家近年流行的愛滋病,徹底摧毀了人類對抗死神的三十年進步成果。目前還有許多國家缺乏適當的常設醫護系統、大量孩童因生在「錯」的國家而難逃一死、某些地區還有孩童嚴重營養不良,以印度最出名。

富國和窮國的死亡率差距未能加速拉近的理由之一是,雖然富國的死亡率持續下降,但對成人比較有利,孩童受惠較少。也談到富國死亡率降低的趨勢、男女平均壽命不斷趨近的原因、吸菸扮演的要角,以及心臟病治癒率大於癌症治癒率的因素。

其次,討論物質生活水準。美國的經濟狀況既特殊且極端(例如所得不均的程度),但其他富裕國家也不遑多讓。二次大戰後,經濟成長為美國帶來新的榮景,使得貧窮人口(尤其是非洲裔和年長者)顯著減少。1970年代以前,美國曾是全球重要經濟楷模,此後成長持續減慢,所得差距因富人激增而持續加大。這種不平等有其光明面,例如教育、創新和創意獲得的報償高於往昔;但也顯示出黑暗面,由於美國是金權國家,導致國民的幸福受到政治和經濟的威脅。

全球貧窮人口自1980年開始減少,堪稱人類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脫逃行動,主因在於人口最多的中國和印度經濟成長表現非凡,改變了十幾億人口的生活。目前全球的生活水準雖然遠勝過1960年代悲觀者預測的情況,但仍有約十億人口三餐不濟;許多人已經逃脫,也有不少人被遺棄。

再次,提出大家應該和不該採取的行動。我們幸運地生在「對」的國家,因此應該善盡道德義務,協助全球減少貧窮和疾病;已經掙脫貧窮和疾病的人,必須幫助依然受困者。很多人認為我們應該以提供外援的方式,以及透過多國政府(大都設有官方援助機構)、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或是在各國國內或國際上營運的非政府救援組織,來履行這些道德義務。但是,如果這類援助會破壞某些國家的成長機會(這正是我的看法),我們就沒有理由抱著「應該做些什麼」的觀念繼續提供救濟,而應該停止援助。過去五十年,援助對於經濟成長和減少貧窮到底功過如何?值得質疑。

最後,迪頓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渴望展開大脫逃行動,為現今世界創造幸福與快樂。《財富大逃亡》剖析健康與生活水準的提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是討論所有國家幸福議題的重要指南。

延伸閱讀:

丹尼‧杜林(Danny Dorling)《1 %:貧富不均,這才是全球經濟大危機!》
羅伯特‧史紀德斯基(Robert Skidelsky)《多少才滿足?決定美好生活的7大指標》

作者簡介:
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945年生,英國劍橋大學博士。現任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兼經濟系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計量經濟學協會成員、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諮詢委員會成員、蓋洛普組織高級研究員。
曾任美國經濟協會會長、世界銀行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國際貨幣經濟組織華盛頓訪問學者、哈佛大學機濟系顧問團主席、劍橋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
著作:《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家戶調查分析》、《了解消費》、《偉大的印度貧困辯論》等。

譯者簡介:
李隆生
現任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與經營系專任教授。密西根州立大學物理學博士、康乃狄克大學經濟學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主任等職。
譯著:《給青年數學家的信》、《失靈的眾神》、《石油效應》、《以信仰為本的管理》、《國家競爭力》、《索羅斯帶你走出金融危機》、《當中國統治世界》、《歐元美金大風暴》、《世界,沒你想的那麼糟》、《多少才滿足》等。

張逸安
專業譯者。譯著:《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世界,沒你想的那麼糟》等。

內文試閱:
第一章 全世界的福祉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脫逃,就是逃離貧窮與早夭。數千年來,幸運能逃過早夭的人,通常要度過多年窮困不堪的日子。從啟蒙時代、工業革命及細菌致病理論之後,生活水準已改善許多倍,壽命增加一倍以上,人們過的生活也比以往更充足、更美好。這個過程仍在持續進行。我的父親比祖父輩多活了一倍歲數,他是土木工程師,實質所得比當煤礦工人的祖父多出好多倍,而身為大學教授的我,教育與所得又大幅超越父親的教育與所得。在全球各地,兒童與成人的死亡率持續下降。不過,這場脫逃仍未完成。仍有十億人的生活水準、教育程度與壽命,不比他們(或我們)的祖先好多少。對我們這些比祖先更富有、更健康、更高壯、接受更多教育的人來說,大脫逃造就了巨大的差別。就另一層不那麼正面的意義來說,大脫逃同樣造就了巨大的差別,因為全世界有許多人被遺留在後頭;這個世界比三百年前更加不平等許多。
本書要呈現大脫逃的故事,述說它對人類帶來的好處,以及如何導致現今的不平等。本書還將說明我們應該或不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以便協助仍困在匱乏之中的人們。
我用「福祉」這個字眼,指稱對人類及美好生活有益的所有好事。福祉包括物質上的,像是所得和財富;身體與心理上的,則顯示在健康與幸福上;以及教育和參與社會的能力,則透過民主與法治來呈現。本書有許多章節將聚焦在兩項要素上,也就是健康與財富。在此處的概論,也會略微探討幸福。
我首先將概述現今世界的福祉,論及三、五十年來的演變;呈現基本的事實,並且只會稍做解說。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將更仔細探討個別主題,分析我們如何進展到目前的地步,並且檢討下一步的去向及如何進行。

健康與財富
在討論福祉時,健康是很好的起點。你必須先活著,才能有美好生活。健康不佳與傷殘會讓人難以享受美好生活。因此,我從存活開始討論。
現今出生在美國的女嬰,預期可以活到八十多歲。事實上,這個官方估計非常保守,因為在她這一生中,死亡率可能繼續降低。以過去的進展來看,進步不太可能突然停止。當然,我們很難預估未來的健康有何改善,但合理猜測的話,現今誕生在富裕美國的中產階級白人女嬰,有五成的機會可以活到一百歲。這與她曾祖母的處境天差地別,假設曾祖母出生在一九一○年,當時平均壽命是五十四歲。一九一○年出生在美國的所有女嬰之中,二○%在五歲之前就會夭折,每五千人中,只有兩人可以活到一百歲。即使是她祖母的年代,也就是出生在一九四○年的世代,平均壽命也只有六十六歲,而且三‧八%的人活不到周歲。
這些歷史上的差距雖大,但相較於現今各國之間的差異,就微不足道了。現今的世界裡,有許多地方的健康狀況比一九一○年時的美國還要糟。在獅子山(或是安哥拉、史瓦濟蘭、剛果民主共和國或阿富汗),有四分之一的嬰兒活不到五歲,平均壽命也只有四十歲出頭。婦女通常生育五到七個子女,大多數婦女至少會有一個子女早夭。在這些國家,每一千個出生嬰兒中,就有一個會造成母親死於生產,如果是生育十個子女的婦女,則死亡風險更提高到一%。雖然這些數字看似很糟,但已經比數十年前好太多,現在即使是在情況最惡劣,一切都顯得不像樣的地方,死亡率也正在降低。在處境最糟的國家,像是史瓦濟蘭,如果小孩可以活到五歲,就會面臨愛滋病的風險,大幅增加在青少年時期死亡的風險,而這個生命階段一般很少人死亡。不過,這樣的慘狀並非出現在所有的熱帶國家中,甚至也不出現在所有窮國中。在許多國家,其中至少包括一個熱帶國家(新加坡),新生兒的存活機率等於或高於美國。即使在中國與印度,二○○五年合計擁有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以及全球近半數的窮人,而兩國現今新生嬰兒的平均壽命分別為七十三歲及六十四歲。
在本章稍後,我會多說明一些這些數據的來源,但此處需要強調的是,國家愈窮,健康數據也就愈差。然而,我們掌握較多的數據是兒童死亡率,也就是在周歲或五歲前夭折的機率,但非常缺乏成人死亡的數據,包括母親的死亡率、十五歲青少年能存活多久等。
健康不只是活著而已,也不是活得長久而已,而是活在良好的健康狀態裡。健康良好包括許多層面,比起是否活著更難衡量,但長期來說也有改善跡象,而且在富國與窮國之間也有差異。相較於窮國的人民,富國的人民痛苦及傷殘狀況較少。傷殘在富國裡逐漸減少。智商隨時間增加。在大多數的國家裡,人們變得更高。兒童時期如果攝食不足,或是得病,通常無法長到理想上基因所能允許的高度。身高比預期矮,可能顯示兒童時期失調,危及大腦發展,進而限制成年時的機會。歐洲人與美國人平均比非洲人高,更比中國人及印度人高出許多。兒童長大後,會比父母高,更比祖父母高出許多。全球的健康及所得改善,與全球不平等一樣,都會顯現在人們的身體上。
健康差異通常也會反映在物質生活水準或貧窮的差異上。現今的美國人比一九一○年或一九四五年時有錢,在平均壽命最低的國家,所得只是現今美國人的極其微小(到簡直難以置信)的一部分。一九六五到一九九七年在莫布杜(Joseph Mobutu)統治時期國名為薩伊,現今被荒謬地稱為剛果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人均所得是美國人的○‧七五%,有過半數人口每日每人靠不到一美元過活。獅子山與史瓦濟蘭也有類似的現象。有些最慘的地方甚至沒有紀錄可言,因為目前正陷入衝突之中,像是阿富汗。
依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二○○九年有一四%的美國人算是窮人,但美國的貧窮線高出許多,約每日十五美元。很難想像,每人每日只有一美元在美國要如何生存,雖然有人估計過,扣除房屋、醫療與教育的成本不計,每日一‧二五美元是過得去的,但一美元或差不多這個金額,就是全球最窮人口每天賴以維生的錢。
平均壽命與貧窮之間雖然有一定的關係,但卻不精確。在中國及印度,平均壽命分別為七十三與六十四歲,而印度有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國則是七分之一的鄉下人口,每天的花費不到一美元。雖然中國整體經濟規模很快即將超越美國,但中國人均所得約只有美國人的二○%,平均來說,就是一個美國人的所得可以養活五個中國人。也有國家雖然更窮,但平均壽命還挺不錯,例如孟加拉與尼泊爾的平均壽命約六十五歲,越南只稍微富裕一些,但在二○○五年平均壽命就有七十四歲。
還有一些富國的平均壽命表現得遠遜於所得。美國就是明顯的例子,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在富國中算是最低之一。另外一個相反的例子是赤道幾內亞,二○○五年此國因為原油收入而人均所得暴增,但平均壽命卻不到五十歲。赤道幾內亞位於西非,曾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由總統姆巴索戈(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統治,他足以角逐非洲最糟的獨裁者,這個國家出口原油,但大多數收入都入了他家族的私囊。
如果要設計一個理想國度,我們會將高平均壽命、良好健康、貧窮絕跡、民主與法治等項目納入。這些條件讓人們得以過著美好生活,能夠追求對他們有意義的事物。不過,如果不加以詢問,我們無法精確知道人們真正在意的是什麼,以及他們如何在健康與所得之間拿捏,甚至不確定這些對他們是否真的重要。人們有時能適應看似難以忍受的處境,即使在早夭與貧窮普遍的地方,或許都能產生一絲絲幸福感,甚至過著美好生活,彷彿在死亡的幽谷裡欣欣向榮。窮人在最艱困的情況下,也可能說他們過著好日子;富人看似擁有一切,卻可能覺得他們的生命非常令人失望。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仍然選擇去測量人們的福祉,但重點在於人們可以過美好生活的機會,而不是他們如何過日子。不能因為窮人覺得快樂或適應力強,就忽略貧窮的事實,正如不能因為億萬富豪貪婪或自覺悲慘,就忽略財富的事實。將焦點放在森恩所說的「能力」上,就能從客觀環境所開啟的可能性,來檢視免於匱乏的自由程度是,而不是人們對這些情境的意見或感受19 。不過,覺得自己的生活不錯,至少本身就是好事,而且覺得幸福總比覺得悲傷好。這些感受有助於讓生活美好,而且了解人們有何感受也很重要,即使在評估福祉時並沒賦予這些感受任何優先順序。這個立場與一些功利主義者的看法不同,例如經濟學家雷亞德(Richard Layard)便主張,自我評估的幸福是唯一重要的事,良好環境若不能促進幸福,算不上有用,而且人們如果在艱困時還能快樂,困境就不算什麼。即使如此,正如我們在〈前言〉圖一及圖二所見的,生活惡劣殘酷且生命短暫的國家,它們的人民不見得滿意自己的生活,而富裕且長壽的國家,居民通常都很清楚自己的好運。
資料來源: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30477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