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我在底層的生活》、《失控的正向思考》作者勇敢、直白、細膩地回憶人生。

「我到底是個科學家、組織者、街頭煽動者,還是有能力拿著手提擴音器對陌生人喊話的傢伙?在我的情況裡,不可能有任何職涯發展可言了,只有一件接一件必須完成的事情,那些在一九六六年的時候被認定就是抗爭需要做的事。」

艾倫瑞克是投入美國女權與勞工運動的先鋒。求學時所受的是科學家訓練,現在的身分是:作家、記者、社運工作者,為了社會正義奔走發聲。在這本自傳中,她細數人生中各個階段的追尋。從孩童時,艾倫瑞克就很想探究宇宙萬物的真理。當下世界真實的運作是什麼?我們存在的目的是什麼?中年之時,她找到以前的日記,都是狂亂的青春期時寫下的。青春時記下的事件,有些非常奇特,有的非常狂爆,她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也不曾寫在書中。人們總說這些事情是「神秘體驗」,但艾倫瑞克是個鐵齒的無神論與理性主義者,這些經驗造成她巨大的矛盾。

艾倫瑞克重塑童年時的願景,用自己熟年女性的幽默與學識來看自己年輕時不斷追問、難以放下的執著,我們每個人也都不時有那些困惑。雖然這些探尋充滿她個人的深刻體驗,但範圍卻是無所不包;這是一本充滿各種印記的回憶錄,也是對科學、宗教、人類境況的深刻反省。帶著她獨有的知識嚴謹態度與不受限的想像力,艾倫瑞克帶給我們貨真價實的好作品,當中蘊含的力道不只會讓你享有閱讀的樂趣,也會讓你大吃一驚。


作者簡介: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1941年生,洛克菲勒大學細胞生物學博士,《時代雜誌》專欄作家,作品也常出現在《哈潑》、《國家》、《新共和》等重要刊物,是相當活躍的女性主義者與民主社會主義者。她出身於礦工家庭,讀大學時受到反戰運動啟蒙,於是放棄教職,投入寫作與社會運動,特別關注社會底層。她至今已出版近二十本著作,包括《紐約時報》暢銷榜作品《我在底層的生活》、《M型社會白領的新試煉》、《失控的正向思考》、《嘉年華的誕生》。

譯者簡介:
林家瑄,畢業於清大外語研究所,現為期刊編輯,並從事多年翻譯工作。譯有《兩位嚴肅的女人》(行人出版社,2007)、《我在底層的生活》(左岸文化,2010)等專書及文章。

內文試閱:
第十一章 重拾追尋之旅

到了中年時期的某一段時間,我再度重拾追尋之旅,或者該說是把問題還原到最單純的狀態:到底我十七歲那年發生了什麼事。在某些夜晚,當我絞盡腦汁想辦法處理越來越多我必須負責的人事物――截稿期限、活動舉辦、運動推展、學術研究、母親職責――的時候,我會回想起青少年時期的那場經驗,因為那實在是太奇怪了,我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語彙描述它,而不是冠上「精神疾病」或某種暫時性的認知錯亂這樣缺乏解釋力的標籤,然後被永遠埋葬。就像如今我們常在車站聽到的廣播一樣:「如果你看到了什麼,就應該要通報」,而我確實看到了什麼。沒錯,它是某種難以言說而不怎麼正常的東西,是在某種我也說不清的意義上簡直是有生命的東西。但這跟矽電極電位的震盪那件事一樣,我仍然有責任把情況呈報出來,在有必要的時候也必須冒著被嘲笑的危險,好好傳達出世人不想聽或甚至是無法理解的訊息。

我選擇「重拾」這場旅程的時候,情況其實並不怎麼好。我投入超過十年以上的那場運動正在眼前分崩離析。隨著先前的同志們逐漸離去(有的去做自己的事業,或是在某些情況下進入邪教或監獄),我已無法再想像自己是個戰士。我最多只能算是一名士兵,頑固地緊咬著「社會改革」這個大計劃不放,即便當那已經意味著要在最乏味地妥協了的所謂「左派」的剩餘碎片之下工作,設定的目標也不再是要引燃「群眾」的熱情,而是去奉承(因此希望可以影響)比我們更有影響力的人物。我把越來越多時間投注在女性主義運動上,但這項運動也同樣往往被無用的討論淹沒,例如要決定「團結方針」。我撐過那些冗長會議的方法(往往是長達整個週末,在沒有窗戶的會議室裡舉行),是試著計算有哪些數字是質數,而且一路算到兩百。

同時,我父親也被阿茲海默症擊倒了。原本那個聰明而複雜的男人,如今宛如一座半邊已融掉的蠟像,講出來的話越來越僅限於一些聽起來像是字的聲音,或根本只是模糊的咕噥聲。又或許,不只是阿茲海默症,連同養老院本身也是讓他變成這樣的原因之一,因為如果你把伴隨著一個人的所有文件、工作和對話溝通都拿掉之後,最後看到的會是一個人蹲在馬桶旁拿塑膠湯匙攪拌自己的大便,或者我只是倒楣才會撞見這種景象。

每隔幾週我會搭機到丹佛去看他,而每一次旅程都宛如進入人類想辦法用塑膠、金屬、短毛而好清洗的地毯把自己包裹起來的醜陋之中:包括機場、飛機的內裝、千變一律到連免費提供給住客的餅乾都永遠一樣的連鎖飯店。此外還有養老院本身。我之所以如此心情沮喪,是因為父親快要死了或已經形同死去(看你怎麼看待「活著」這件事)而感到難過,還是因為我必須在這樣的地方待那麼久?(這裡讓死亡都顯得是眼前唯一較好的選擇,除非你實在還有其他很想做的事要去做。)養老院的主色調是苔蘚綠和鮭魚橘(顯然被認為是一種不冒犯人、中性化的色彩組合),唯一的例外只有為了要提醒我們季節變化的那些海報――春天是綿羊加花朵,秋天是南瓜,時候差不多了就換成雪花。而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提醒,因為新鮮空氣是不被允許進入養老院的,一定要透過空氣清淨機才行。

在更早些時候,也就是當情況還算順遂――運動蓬勃發展,我的父親還沒變成一個空殼子,孩子們還沒變成要窮盡一切努力跟我不一樣的青少年,彷彿我代表了某種可能會傳染的疾病――的時候,我還能面對一個沒有超現實經驗或有關超現實經驗的記憶的世界。但在上述一切發生之餘,又再加上我第二任丈夫(現在回想起來,他可以說是我一生摯愛)幾乎是活生生被一天十六小時的工會組織工作所吞噬,甚至開始變得著魔似地投入。我曾經是他熱切的協力伙伴――跟他一起在罷工時擔任巡邏隊,參加活動組織會議,歡迎參加抗議的卡車司機、工廠工人和清潔員到我們樸實得很剛好的家中――但如今,他是如此專注於工作的事,以致於連好好地聽我講話或甚至注意到我在房間裡都做不到。隨著我四周由人類構成的空間分崩離析,原先被壓抑的東西也不可避免地開始回來了。

導致我開始回到原先追尋任務的這幾年,可以用一連串測量結果和化學分析來摘要說明:我父親大腦裡澱粉狀蛋白的增加,我大腦裡血清素的減少;雌激素和催產素(oxytocin)的不規則高漲,每天血液中酒精、咖啡因和糖分的濃度起伏等。把這些全部合在一起醞釀好幾個月,結果就像產生一種相當強勁的毒藥,一波波朝我襲來。我仍記得那是由一個全國性婦女組織舉辦的午餐會,時間大概是二月後半的某個週六下午,地點是長島餐飲中心。大家都很開心,場面也很溫馨,直到我不小心望出窗外,看到籠罩在眼前的危險。外頭有一個加油站和一個十字路口,呈珍珠灰色的天空上布滿工廠排放出的氣體,還有一個濺滿黑色髒雪的停車場;一切都沒希望了。頒獎典禮本身就是個諷刺,因為誰都看得出來,頒獎人們正在我們眼前死去(就算不是真的當場死亡),而屍體死後的僵直已經使微笑都變得猙獰。而我還不是一個被動而不情願參加這場活動的人――我就是那個受獎人。

後來我發現這種狀況有個名稱,叫做「憂鬱」(depression)。我是在威廉.史岱隆 一九八九年寫到普利摩‧李維自殺事件的一篇專欄中學到這個詞。讓我訝異的是「憂鬱」這個詞彙,因為跟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起來,這個字似乎太過無精打采了――套用史岱隆的話,一個乏味「無能的字」,不足以捕捉「一個可怖而大為肆虐的疾病。」我也去接受了診斷、治療和服藥,但在內心還是不無懷疑。你大可以說憂鬱是一種「化學上的不平衡」,但它表現出來的卻是個外顯的敵人,一個「惡魔」、「野獸」,或套用塞繆爾‧詹森 的話,「一隻黑狗」。牠可以在任何時候突然衝出來,甚至是在最無害的場景,就像是那場頒獎餐會,或是當我在停車場等著要接參加學校旅行的女兒回家時。要是她搭的校車沒回來怎麼辦?萬一它在哪裡出車禍了呢?即便我已經安全地接到她了,還是只能趕快把車開回家然後跑到廁所去吐,全身顫抖著回想剛才那隻野獸有多靠近。

其實是「絕望」把我這個成熟的大人拉回那場古老而孩子氣的追尋之旅。我無法再用以前的方式進行,無法繼續拖著那場未完成大業的全部重量。身為母親時時不能鬆懈的責任,再加上要接案子和趕截稿,都把我困在一個跟其他人共享的現實中:大家共同理解的記號和意義,高速公路與購物中心,工作聚會和會議,超市和學校活動等。我似乎失去了解離的能力,無法再看到事物表面底下的東西,然後問那個老問題,也就是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這裡到底是怎麼回事?

又或者,以惡魔型態展現的憂鬱點醒了我一個長期被埋葬的可能性,也就是這世上還有其他的存在、行動者和能量,是在我們可看見、約定俗成的範圍之外的。我真希望在這裡我可以講出為什麼會有此種轉變,但我沒有任何原始資料可以參照,在我當時寫給未來自己的日誌或紙條上,都沒有任何這方面的線索。

但當我真正著手重拾當時問的老問題時(當然是偷偷摸摸的),絕望和某種羞恥感卻跟隨著我,使我無法前進。眼前的死胡同是:如果我讓自己(就算是嘗試性地)去認真思考「那件事」,如果我承認有可能存在一個或多個非人類的行動者,某個神秘的「他者」,正干預著我的生命,我還能說自己是個無神論者嗎?我身為作者和演講者出席公開活動時,一直是一個可靠的、「身分公開」的無神論者。這不只是我父母留下的遺緒,也是比某種程度上是偶然性的「國籍」或甚至「階級」都還要更深層的自我認同。我在一九八○年代曾出版過一篇談美國無神論歷史的文章,試圖在我所出身的工人階級中,挖掘無神論之所以會出現的脈絡。那篇文章讓我獲得「自由思想者」和人道主義者相關組織頒發的獎項和肯定。在我和孩子們所居住的社區裡,居民大多是信仰天主教的藍領階級,當無神論這個話題終於不可避免地在家中出現時,我告訴我的孩子們:這世界上沒有上帝,反正沒有一個既是善又愛人類的上帝就對了,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人類必須盡可能幫助和關懷彼此。至少在我看來,道德心的來源是無神論和這樣的認識:沒有任何更高的力量會來餵飽飢餓的人或扶起被踐踏的生命。對他人的慈悲,完全是人類自己要負起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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