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經濟學人》讚譽,針對亞洲九國經濟發展,生動結合報導、學術和論證的佳作。

日本、南韓、台灣、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越南,以及中國
——同屬東亞的九個亞洲國家,在經濟上為何有的成功,有的失敗?
這些國家是否有獨特的發展經驗,或是特殊的政策武器?


斯塔威爾在亞洲地區擔任駐地記者長達二十年,英國《金融時報》譽其為「亞洲商業的迷思破除者」。他在本書中透過對日本、南韓、台灣、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越南,以及中國的實地考察和經濟政策研究,首次揭示同屬一區的亞洲九國,何以在有些國家經濟蓬勃起飛的同時,另一些卻萎靡不振,提出的立論完全破除西方對亞洲經濟舊有的錯誤觀念。

斯塔威爾的深度分析聚焦於理解亞洲經濟的三個關鍵領域:土地政策、製造業,以及金融業。土地改革是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大陸經濟成功的前提關鍵;而土地改革的失敗,也是東南亞國家現今的政治與經濟困境的肇因。工業化讓國家經濟得以發展,但一國的工業發展單靠製造業並不夠,國家需要「出口規訓」,由政府敦促企業以國際格局跨出國門,在國際間競爭,而有效的金融規範則是一國自立成長的最終關鍵。為了深入探索這些議題,斯塔威爾深入亞洲九國,以歷史縱深和產業政策為座標,進行一場針對亞洲各國經濟的跨國實地調查紀錄。

透過書中廣泛且深入的剖析,讀者將對即將形塑世界未來樣貌的亞洲國家,具備更詳實精闢的新認知。

作者簡介:
喬埃.斯塔威爾 Joe Studwell,
作家、記者,大學講師。《中國經濟季刊》 (The Cina Economic Quarterly) 創辦者之一,並曾定居於北京,擔任《經濟學人》雜誌撰述。
著有《中國熱》(2002,時報)、《亞洲教父:透視香港與東南亞的金權遊戲》(2010,天下雜誌)。


譯者簡介:
楊濤斌、蔣文豪
熱愛翻譯的自由譯者,譯文多見於《領導者》、《文化縱橫》雜誌,並合譯過《社會工作手冊》、《讓新聞更勇猛》等書。蔣文豪的譯作常見於《共鳴》雜誌及《東方立史評論》網站。

楊雋
北大英語系翻譯專業畢業,曾任《紐約時報》中文網翻譯,並與蔣文豪合譯《北京說了算?》一書,且譯作多發表於報刊上。


內文試閱:
導言
本書所關注的是快速經濟轉型何以實現或沒有實現。本書認為,政府可以採取三種關鍵的干預措施,以加速經濟發展。最有效地利用這些措施的東亞國家——日本、韓國、台灣和當前的中國大陸——實現了從貧窮到富裕的快速轉變,其速度可謂前所未有。相比之下,其他的東亞國家在轉型之初也有相同的雄心壯志、相同甚至更好的稟賦條件,也實現了一定時期的快速增長,但由於沒有遵循相同的政策,其發展被證明不具可持續性。
第一項干預措施——也是最易被人忽視的——是農業產出的最大化,貧窮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口都從事農業。成功的東亞國家的經歷業已表明,農業產出最大化的途徑便是將農業重組為高度勞動密集型(highly labour-intensive)的家庭耕作——一種規模稍大的種植業(gardening)。儘管這種農業的人均收益異常微小,但它會調動貧弱經濟體中所有可用的勞動力,將收益和產量提升至最高水準。總體結果便是產生一種初始的生產盈餘(productive surplus),由此催生出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
第二項干預措施——從許多方面來說也就是第二個「階段」——是將投資和企業家導向製造業。這是因為當開發中經濟體的工人開始從農業部門遷出時,製造業能最有效地利用這部分沒有多少生產技能的勞動力。相對缺乏技能的工人可透過操作能從全球市場上輕鬆購得的機器,創造價值。此外,借助於以出口業績為前提的補貼措施,成功的東亞國家政府開創了促進製造業技術加速升級的新方式。這些國家將補貼與我所稱的「出口規訓」(export discipline)相結合,實現了工業化時期前所未有的發展步伐。
最後,金融部門將資本集中投入到集約、小規模的農業和製造業發展上,這項干預措施則為加速經濟轉型提供了第三把鑰匙。國家的任務就是將資金投放在能實現最快技術學習、並因此具有高獲利前景的發展策略上,而非用於短期收益和個人消費。這會讓國家利益與許多商人及消費者的利益相衝突,而後者往往缺乏策略眼光。
由於東亞其他快速增長的經濟體並不符合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的發展模式,該區域經濟快速增長的政策處方曾一度出現混亂。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初,世界銀行抓住香港和新加坡這樣的離岸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以及發展驟然加速的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這些東南亞經濟體大做文章,認為經濟發展事實上是由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和最小政府推動而成的。儘管離岸金融中心由於其地域狹小、人口密集且缺乏拖累生產力的農業部門,無法與正常國家相提並論,但世界銀行在一九八七年極具爭議的報告中,仍將香港和新加坡納入其三個「言之鑿鑿」的案例研究中。在這份飽受學界批評的報告之後,世界銀行於一九九三年又提出另一份報告《東亞奇跡》(The East Asian Miracle),該報告承認一些國家的確存在工業政策和對新生產業的保護。但該報告仍然低估了此類政策的重要性,完全規避對農業的討論,並將香港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混為一談,而日本、韓國和台灣也就成了「亞洲經濟高速增長體」中統計上的少數。(該報告未提及中國)
那是充斥著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意識形態的年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都堅信,英美風行的自由市場政策適用於所有的經濟體,無論其發展水準如何。正如世界銀行那份報告所顯示的,由此導致的爭論如此尖酸刻薄,以至於學術嚴謹性往往受到損害。的確,那些在經濟發展上反對華盛頓共識的日本、韓國和台灣學術專家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甚至不惜做出令人生疑的論斷。這只會讓混亂加劇。查默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在其於一九八二年出版、對日本發展進行開創性研究的著作前言中寫道:「日本發展模式目前正在包括台灣、韓國、新加坡在內的東亞、南亞和東南亞的新型工業化國家中重現。」對解構韓國發展模式做出決定性貢獻的安士敦(Alice Amsden)在之後的一本書的導言中提到「日本、韓國、台灣和泰國的發展模式」。甚至羅斯托(W. W. Rostow)也在其於一九九一年新版的《經濟成長階段論》(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序言中激烈地宣稱馬來西亞和泰國正跟隨韓國和台灣的腳步,邁向技術成熟。該書是戰後關於經濟發展最早、也最具知名度的著作之一。在這場關於東亞的爭論中,人們紛紛跨領域發聲,以求贏得辯論。
正由於周邊地區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才使人們對經濟發展的實質產生分歧。然而,一九八○年代初期,巴西在上世紀六、七○年代所經歷的高速增長就已清楚表明,僅靠增長率來判斷經濟發展是多麼危險。巴西是東亞之外唯一在逾四分之一世紀間連續維持7%以上增速的大型經濟體。但是,隨著一九八二年拉美債務危機爆發,巴西在貨幣貶值、通膨和多年經濟零增長的重壓之下走向崩潰。事實表明,巴西早期的經濟增長過於依賴債務驅動,並沒有轉型成一個真正有生產能力和競爭力的經濟體。
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東亞七大經濟體——日本、韓國、台灣、中國、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均保持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持續增長,年增速不低於7%。隨著危機降臨,東亞地區進入了清算期。此時的日本早已成為成熟的經濟體,所面臨的是一系列新的後發展結構性問題(post-developmental structural problems),日本對這些問題的應對明顯不如最初應對「致富」問題那般有力。然而,韓國、台灣和中國仍處於發展趕超期,要麼在危機中毫髮無損,要麼就從危機中快速復甦,重新回到高速增長和技術進步的軌道。但是,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無疑已被完全擊倒,深受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大幅下跌之苦。很能說明問題的是,當前印尼和泰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分別只有三千和五千美元,而且兩國貧困人口數量顯著,而韓國和台灣的人均GDP都在兩萬美元左右。但在二戰結束時,這些國家基本上都一樣貧窮。
亞洲金融危機所闡明的一點在於,政府一以貫之的干預政策確實對東亞地區長期的經濟成敗關係重大。二戰後,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的政府都徹底重構了本國的農業,並將現代化的努力集中於製造業,而金融系統則為這兩個目標服務。這些國家由此改變了本國的經濟結構,切斷了退回到早先發展階段的任何可能性。而在東南亞國家——儘管它們實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長期經濟增長——其政府卻沒有從根本上重組農業,沒有打造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製造業企業,同時還接受了富國的不良建議,過早開放了金融部門。日本經濟學家吉原久仁夫在一九八○年代便對東南亞國家發出過警告,認為它們可能會成為「技術後進」的開發中國家。後來的事實印證了這一點。一旦投資枯竭,東南亞國家便陷入衰弱。簡言之,不同的政策選擇造就了東亞地區的發展鴻溝,而且很可能繼續擴大。
兩個東亞的事實分野
早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關於亞洲「奇跡」的爭論爆發前的數十年間,攸關東亞國家經濟成或敗的農業、製造業和金融策略便已確定下來。本書所要探討即是這些策略。它們始於一九四○年代末和五○年代初發生在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的徹底的農地再分配做法。土地是二戰後東亞地區最大的政治議題,而土地改革的承諾是中國、北韓和越南共產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然而,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家庭耕作被集體化所取代,導致產量停滯不前或下降。在日本、韓國和台灣推行、以家庭為基礎的土地再分配卻是和平進行,也是可持續的。因此,農村地區出現了長期的繁榮,為整個經濟轉型提供了催化劑。
戰後的東南亞也出現了許多與土地改革有關的討論,這些討論涉及更公平的土地分配、新的支農農業推廣服務和可負擔的農村信貸供應等議題,並為此推出許多改革方案。但這些方案得到的實際效果遠遜於東北亞地區,東亞地區的分流即由此開始。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在解決農業問題上的失敗,既使得這些國家總體上的發展變得更加困難,同時也預示了其他政策失敗。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在六十年後的今天,土地依然是菲律賓、印尼和泰國的主要政治問題;倒是馬來西亞在這方面的問題較不嚴重,這是因為該國豐富的自然資源緩解了其糟糕的農業績效。本書第一部分透過在日本和菲律賓部分的考察遊歷,探討農業為何如此重要。
第二部分則是轉而探討製造業的作用。這部分所考察的是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如何實現對製造商的補貼和保護——以培育製造業的發展——與競爭及「出口規訓」之間的完美結合,並由此迫使製造商在國際上銷售產品,變得具有國際競爭力。此舉克服了補貼和保護政策一貫的問題,那就是企業家往往侵吞補貼,卻不努力生產具有競爭力的產品。新政策讓企業無法再棲身於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之下,也不能只將產品銷往受保護的國內市場,因為保護、補貼和信貸均取決於出口的增長。無法滿足出口基準的企業將無緣享受國家補貼,要麼被迫與更成功的公司合併,要麼在某些情況下破產。世界一流公司最終會應運而生,政府也將以此證明其巨額公共投資的合理性。
這也是東南亞與東北亞和中國之間第二個顯著的政策分野所在。東南亞國家知名企業家的能力一點都不亞於其他國家的企業家,但是政府沒能強制他們製造產品,也未對他們施加出口規訓。相反地,東南亞國家有不少國家部門的製造業項目,但這些企業之間毫無競爭,也沒有出口方面的要求。結果,政府在所有產業政策投資上的回報都很低。在一九八○、九○年代的繁榮時期,東南亞國家在培育本土製造業和技術能力上的失敗被大量湧入的外國直接投資所掩蓋,這些投資很大程度上集中於生產水準頗高的加工工業。然而,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到來,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的工業差異赤裸裸地顯現了出來。東南亞幾乎沒有受到普遍認可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製造業企業。新加坡的虎牌啤酒(Tiger Beer)以及泰國的勝獅啤酒(Singha Beer)和泰象啤酒(Chang Beer)幾乎就是世人所能接觸到、受到廣泛認可的東南亞工業品牌,但這些釀酒商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製造商。東南亞經濟體由於缺乏成功、且知名度高的大型公司,在技術上一直依賴跨國公司,仰賴承接國際產業鏈的低端業務勉強度日。國家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決定了各自的工業命運,本書第二部分便探討了這一點。在這部分章節中,我曾前往韓國和馬來西亞,分別拜訪兩國的鋼鐵廠和汽車廠,追尋它們在這兩個領域的工業學習足跡。
第三部分著眼於金融政策。在成功的東亞國家,金融部門的結構受制於兩個目標,其一是對高產出、小規模農業的追求,其二是對製造業技術的獲取。為此,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的金融系統一直受政府嚴密監管,國際資本的流動也一直受到控制,直至達到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使金融機構服務於國家政策目標的主要機制是銀行貸款,國家透過操縱貸款將出口規訓強加於製造商。為贏得信貸,企業必須出示出口訂單。在一個完整的循環當中,出口績效還是一種信號,提示銀行企業最終能否償還其貸款,因為與只做國內市場的企業相比,出口商幾乎必然是更成功的商人。為了支援發展,東北亞和中國的銀行存款利息遠低於市場利率,這是一種隱形徵稅(stealth taxation),用於支付農業和工業補貼。這便促成了非法存款機構的湧現;但是,這些所謂的「場外」交易市場(kerb markets)並未將銀行資金耗盡到動搖金融體系的地步。
對東南亞國家而言,利好的一面是,其銀行系統有著與東北亞一樣高的儲蓄率。但高儲蓄帶來的巨額投資卻被政府投向錯誤的領域,也就是低產出、大規模的農業,非製造業企業,或者僅為受保護的國內市場製造產品的公司。此外,東南亞國家還接受了富國要求其解除銀行管制、開放其他金融市場和取消資本控制的建議,使得自身的發展前景更加慘澹。富國也曾經向處於發展早期的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提出同樣的建議,但這些國家明智且盡可能長久地抵制了這些建議。東南亞國家過早放鬆金融管制,導致家族企業控制的銀行增多,這些銀行在支持出口型製造業上毫無作為,卻沉溺於向關聯方非法發放巨額貸款。在這些地方,銀行完全被狹隘的私人部門利益所綁架,這些私人利益的訴求與國家經濟發展目標幾乎完全不相容。這一過程同樣出現在拉丁美洲以及更加晚近的俄羅斯。關於東南亞在金融自由化上誤入歧途的細節,我們將在前往印尼首都雅加達的旅程中詳加探討;就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夕,雅加達新設立的一個金融區正迅速增長。
涉及到的國家
為了不沖淡本書的中心資訊,也為了在區區數百頁的篇幅內將整個故事講清楚,我在書中做了許多簡化處理。其一便是哪些東亞國家需要從敍述中剔除。鑑於本書所討論的是已小有成就的發展策略,東亞地區內的失敗國家,如北韓、寮國、柬埔寨、緬甸和巴布亞新幾內亞這些出現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排名末端的國家, 本書概不予以討論。這些國家的失敗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引人注意的共同特徵:它們全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出現了閉關自守的現象。這些國家程度不一地重溫了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國、一九八九年前的蘇聯和一九九一年前的印度的老教訓:如果一個國家不與外部世界貿易和交往,該國便近乎不可能在發展競賽中走在前列。
本書所討論的問題也僅限於我所稱為的「正常國家」(proper countries)所面臨的發展挑戰。這樣就忽略掉了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東亞主要的離岸金融中心。(港口—離岸金融中心也許是對兩者更準確的描述,因為它們同時還扮演著航運樞紐的角色)。產油小國汶萊和東亞傳統的博弈中心澳門也被排除在外。正如有人指出的,多年來世人將香港與中國,或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相互比較,這激起了許多無意義、且具誤導性的爭論。世界銀行便是這方面的始作俑者,而我無意為這些爭論加油添醋。離岸中心並非正常的國家。環顧世界,離岸中心的競爭力來自其專業化的貿易和金融服務,同時卻享有比其他國家更低的結構性日常開支(structural overheads);而正常國家則有更多、更分散的人口,以及拖累生產力的農業部門。離岸中心較低的日常開支意味他們在財政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勢。然而,他們無法獨立存在,而是在嚴格意義上處於一種寄生狀態,因為離岸中心必須有可供其寄生的一個或多個宿主。
本書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來探討,這在經濟上是必須的。儘管大部分國家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但台灣從一九四九年至今,一直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和經濟實體而運作。在此之前的半個世紀裡,台灣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憑藉其兩千三百萬的人口規模,台灣的發展故事既異於中國大陸,同時又展現出與大陸之間某些驚人且被低估的政策相似性,反應出一九三○和四○年代國共兩黨的政治家和官僚在中國大陸的某種共同經歷。本書的結構安排將允許我們對台灣經濟史的這種兩面性進行探討。
剔除失敗國家和離岸中心,並對台灣做出相應的調整,此即意味本書將討論九個重要的東亞經濟體:日本及其前殖民地韓國和台灣所構成的東北亞經濟群;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所組成的東南亞經濟群;以及中國和越南。然而,為了進一步簡化本書的結構,我並未將越南歸入第三組的「後共產主義國家」之中,因為越南與中國的相似性絕不僅限於一種特定的結構性經濟框架的相似,該經濟框架源於中越兩國身為共產國家所進行的漸進改革。
本書第四部分內容側重於中國這個崛起中的東亞最大經濟體,所探討的問題主要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策略與日、韓和台灣有何不同。然而,關於中國發展的一些歷史面向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略有所提,因為這些方面唯有置於更廣闊的東亞發展史中才能加以考察。本書第一部分即涉及共產黨的土改運動和早期的家庭耕作策略,以及其後的農業集體化。第四部分則承接了一九七八年之後的農業改革。中國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工業政策和策略則出現在第二部分,因為這些內容與台灣後來的經歷息息相關;隨著中國內戰結束,國民黨及各類負責經濟規劃的高階官員紛紛赴台。中國大陸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工業化歷程會放在第四部分單獨進行討論。幾乎所有的中國金融政策的故事也出現在這一部分。

資料來源: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304779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