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阿颯兒.納菲西:「誰都不曾真正的緘默。你、我都透過自己所成為的人,多少道出了我們的經歷。」


一部完整深刻直搗人心的回憶錄,
寫家庭、國家,寫政治、文化,
最重要的是,寫過去與現在個人感受的昇華。
阿颯兒.納菲西繼《在德黑蘭讀羅莉塔》又一代表作!


在高壓統治的伊朗長大,納菲西曾將她不可說出的祕密,列成一份名為「我所緘默的事」的清單。其中一個祕密《在德黑蘭讀羅莉塔》,多年前已付梓成書,獨樹一幟的回憶錄手法在國際間獲得廣大迴響。

這一次,作者探訪的主題不是文學名著,而是她成長記憶中的人與事。納菲西生在一個喜歡說故事的家庭,雙親說著相同的故事,彼此卻有不同版本。有生之年,她始終深陷於雙親各自建造的虛構世界。直到複雜難懂又權威的母親去世後,自認是叛逆女兒的她,發現自己對母親的感受始終無法平靜。她開始從舊照片中竊取往事,試圖用說故事的方式釐清對母親、父親、前夫、乃至一些她從沒想過和自己關係親近的人的感受。不過照片、文字、甚至事實都不夠,都是沒有生命的片段,而納菲西尋尋覓覓的,毋寧是夾在片段之間的空白──那些緘默的部分。

在伊朗,個人是瑣碎的,私密是不可說的。納菲西藉由撥擾最深處的記憶,挑戰了私密即禁忌的伊朗習俗。在書中她坦言自己的祕密,拼湊母親的祕密,甚至發現了父親、乃至更多意外之人留下的空白,整個過程讓她從別人加諸於己身的世界掙脫,終於說出了屬於自己的故事。原來,故事的終點不是完結,而是理解。



作者簡介:
阿颯兒.納菲西(Azar Nafisi)
因緣際會,因為牛津獎助金,她有機會到德黑蘭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先後在伊朗的三所大學待過,但由於不願遵從回教婦女戴面紗的規定,受到壓力,被德黑蘭大學逐出校園。於一九九七年前往美國,目前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文章遍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以及《新共和雜誌》,並活躍於廣播與電視節目。著有《反地域:納伯科夫小說批評》、《在德黑蘭讀羅莉塔》。



譯者簡介:
朱孟勳
政大西洋語文學系畢,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作包括《玫瑰迷宮》、《失竊的孩子》、《美人魚的椅子》、《國王的五分之一》、《魔鬼的羽毛》、《戰前酒》、《鴿子與劍》、《在德黑蘭讀羅莉塔》、《二十世紀的書》、《為幸福出征》、《爬樹的女人》、《吻了再說》、《你工作快樂嗎?》、《古文明之旅》、《羅馬古文明》,以及藝術叢書《高更》、《杜勒》、《波希》等。

內文試閱:
第一章 賽菲

我經常反覆自問,母親口中與第一任丈夫的邂逅,有多少成分是出自她的想像虛構。若非有照片為證,我會懷疑他是否真的存在過。有位朋友曾提及母親對「不喜歡事物的抵抗令人佩服」,由於生活中有太多令人不喜歡的事物,因此她杜撰關於自己的故事,並且讓自己深信不疑,反過來令我們懷疑起自己所確信的事物。

在她心中,他們的戀愛始於一支舞。在我看來,比較可能的情況是,他父母向她爸爸提親,經由父母之命安排一樁門當戶對的婚姻,在一九四○年代的德黑蘭這是傳統普遍的做法。不過多年來,她不曾改變過她的說法,就像她堅持對其他事情的說法一樣。她在她叔叔的婚禮上認識他,她刻意提起那天早晨她穿的是印花的中國縐綢洋裝,傍晚則換上女爵緞子洋裝,他們跳了一整晚的舞(「在我父親離開後,」她總是這麼說,接著立刻又補充:「因為沒有人敢在我父親面前跟我跳舞。」)。第二天,他就向她求婚了。

賽菲!我不記得曾經在家裡聽過他的姓。我們應該以適當的陌生感,像鸚鵡學舌般稱他為母親的第一任丈夫,或他的完整名銜,賽夫.莫爾克.巴亞特(Saif ol Molk Bayat),但是對我而言,他永遠是賽菲,我們日常生活裡好脾氣的部分。他輕而易舉融入我們的生活,就像他在結婚照片裡站在她背後,淘氣且出其不意地把她從我們身邊捲走。我有他們結婚當天拍的兩張照片──比我們父母的結婚照還多。賽菲一頭淺色髮和一雙褐色眼,看起來一派輕鬆,親切和善,而母親站在人群的中央,姿勢僵硬,像個孤立的中央裝飾。他似乎散發著平靜、自信的幸福。不過也許我搞錯了,也許我在他臉上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徹底的絕望。因為他也有他的祕密。

即便在孩提時代,她的故事就令我感到不對勁。它不真實到有問題。大多數人都有誇大自己潛能的方式,不只對自己能做的事,更對自己可能會做的事。我不認為母親不具跳舞的資質,糟糕的是,她不肯跳舞,雖然大家都說她是個很會跳舞的人。跳舞代表歡樂,而她對自己抗拒歡樂或任何同類的放縱的能力感到非常自豪。

在我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期間,即使此刻在這個與我記憶中的德黑蘭距離十分遙遠的城市,那另一個幽魂般的女人的陰影,那個跳舞、歡笑、戀愛的女人,始終干擾著我對母親的記憶。我覺得如果我能理解她在何時停止跳舞──何時不再願意跳舞──就能找到解開母親之謎的關鍵,讓我終於能夠接受母親。因為如果你相信她的故事,那麼我幾乎是打從一開始就排斥我的母親。

我有三張母親和賽菲的合照,其中兩張是結婚照,不過令我感興趣的是第三張,那張照片比其他兩張小得多,是他們野餐時坐在大石頭上的合影。他們笑臉對著鏡頭,她依偎著他,就像感情親暱的人們輕鬆相處時的模樣,而且不需要把對方抓得太牢。他們的身體似乎自然而然相互契合。看著這張照片,我發現這個正值青春年華、或許尚未變得拘謹的女人,是有可能放掉矜持讓自己開懷的。我在這張照片裡發現了母親在現實生活中不曾對我們展現的感官追求。什麼時候?我會問,你是什麼時候從高中畢業的?你嫁給賽菲是幾年以後?他是做什麼的?你什麼時候認識爸爸?這些單純的問題她從不正面回答。她太沉迷於自己的內心世界,不願受這些瑣碎的細節干擾。不論我怎麼問她,她總是告訴我千篇一律的故事,聽到我幾乎都可以倒背如流。後來我離開伊朗時,我請我的一位學生去訪問她,並準備了一些特定問題給她回答,結果我得到的答覆還是相同的故事。沒有日期,沒有具體的事實,沒有任何超出我母親固定範本的說法。

幾年前,在一場家庭聚會中,我碰到一位可愛的奧地利女士,她是一位遠親的太太,當年曾經參加母親與賽菲的婚禮。她之所以對這場婚禮記憶深刻,是因為新娘的出生證明莫名其妙失蹤,引起了不小的騷動與混亂。(在伊朗,若有結婚與生子,都必須登記在出生證明上。)她嘴角略帶一抹笑,告訴我後來才發現新娘的年紀比新郎大了幾歲。母親最新的出生證明上並未提及她的初次婚姻。根據這份證件的記載,也就是她宣稱遺失之後補發的那份,她出生於一九二○年。但她堅持其實自己是出生於一九二四年,她父親把她的年齡報大了四歲是因為想提早送她入學。父親告訴我們,母親補辦出生證明時把真實年齡少報了四歲,因為這樣她才可以申請駕照。當現實不符合母親的需求時,她就會大費周章的重新改造現狀。

有些現實是記載於資料上的。她的公公薩罕姆.索丹.巴亞特(Saham Soltan Bayat)是個有錢的地主,親身經歷了一個王朝,也就是卡加王朝(Qajars,一七九四至一九二五年)被另一個王朝,也就是巴勒維王朝(一九二五至一九七九年),取而代之。他不但存活下來,而且還藉著政權的轉換飛黃騰達。母親有時誇稱自己的娘家和賽菲家有血緣關係,他們都是卡加國王的後代。在我成長的五、六○年代,根據官方史書的說法,與代表舊專制政權的卡加王朝沾親帶故,絕對不會替自己臉上貼金。父親會嘲謔地提醒我們,所有伊朗人或多或少都與卡加王朝沾親帶故。他會說,其實與卡加王朝毫無關聯的人才是真正特殊的一群。卡加王朝統治這國家一百三十一年,妻妾成群,子孫滿堂。他們和之前的國王一樣,似乎都從各行各業、各種階級挑選妻妾,只要能滿足他們幻想的皆可:公主、園丁的女兒、貧苦的村姑,都在他們收藏的嬪妃之列。有一位卡加國王,法斯.阿里(Fath Ali Shah,一七七一至一八三四年),據說娶了一百六十個嬪妃。睿智的父親通常會補充道,當然那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既然歷史是勝利者撰寫的,尤其在我國更是如此,我們就應該對所有關於卡加王朝的說法持保留態度,畢竟伊朗是從卡加王朝開始走向現代化的。他們是失敗的一方,因此另一方可以任意說他們。即使當時年紀還小,我都隱約感覺到母親提起自己與卡加王室的關係,主要目的是為了貶低她和父親眼前所過的生活,而非為了吹噓過去的光榮。她的勢利是隨興發作的,她的偏見局限於她個人王國內的規矩與律法。

資料來源: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304779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