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些感人至深、關於受辱而要求道歉的故事……

‧死亡列車:為被納粹屠殺的父母而控告法國國鐵的老先生—第3章
‧孩提被神父性侵而要求與神父對話的男人—第3章
‧美國印第安人事務局向美國原住民的道歉—第4章
‧越戰傷痕:遲到二十四年的道歉—第9章
‧宗教和解:教宗為傷害猶太人的歷史道歉—第9章
‧殺害猶太人的德國右翼份子的悔罪—第11章
‧心靈勇者:二戰英國戰俘與日本情報官的心靈救贖—第11章

這是一個關於道歉的真實故事……

越戰期間,普拉莫是一名戰鬥直升機飛行員,在一次轟炸任務中,普拉莫用燒夷彈與炸彈摧毀了一整座越南村莊。隔天報紙刊出一張後來舉世聞名的照片──年僅九歲的小女孩金福被火焚身、全身赤裸,張大著嘴巴,驚駭莫名地逃離遭烈火吞噬的家園……幾年後,普拉莫盯著照片,看見了被燒夷彈燒光了衣服的小女孩,知道那是自己的傑作,他頓時心裡難受得像是膝蓋遭到了重擊。

戰後數十年間,約翰•普拉莫酗酒成性,經歷了兩段失敗的婚姻,飽受折磨。他最終辭去了國防承包商的工作,轉而成為神職人員。可是儘管投身宗教的志業,他仍對那張深印在腦海中的照片耿耿於懷,一想起它就覺得心痛,甚至夢見那張照片,還聽見受害者的尖叫聲。普拉莫心想,如果小女孩能凝望他的雙眸深處,她會明白他為了自己對她造成的傷害,感到多麼的痛苦與無比的悔恨。

事發經過二十四年後,普拉莫終於與金福在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相見,普拉莫不斷地向她說:「對不起,真的很對不起……」而她輕拍普拉莫的背,告訴他:「沒關係,我原諒你,原諒你了。」他們那天陪伴彼此,度過了兩個小時。「自從那天見過金福,我再也沒在睡夢中聽見任何聲音,再也沒有尖叫聲,一切復歸寧靜。」

道歉為何日益重要?

●網路、手機、社群媒體的普及,把這個星球上的人群都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了,許多冒犯或羞辱他人的想法與態度,更容易曝露在世人面前引發眾怒、破壞關係,甚至導致戰爭。成功的道歉可以挽回尊嚴、化解仇恨,進而和解。

●在民主制度愈發成熟的國家,另一個重要的社會發展,便是對道德與正義的關注與日俱增。如此一來,道歉便成為對承認歷史不公義的罪過、並負起責任的一種積極作為,也是鞏固國家政治穩定與力量而非恥辱的標誌。

●新的權力平衡在群體、國家之間轉移,原本勢單力薄的群體向先前貶低他們價值的人要求道歉。此舉打破了「上對下」的權威體制,因為在這種體制裡,沒有人會為了任何理由向他人道歉、規矩不能變通,領導人物也要別人相信他們永遠是對的。 

●隨著女性崛起成為領導者,在社會上的權力與影響力提升,她們將引導社會採取跟男性截然不同的觀點來看待道歉的過程,而且相較於男性,也更擅於藉由道歉來處理不滿的情緒,增進團體的凝聚力,以及促進衝突的緩解。

道歉與接受道歉,是種意義深遠的人類互動行為
就像化解衝突對於家人、朋友、組織成員的重要性一樣,更大的群體之間因為領土、財富、種族、民族,以及宗教差異所產生的衝突,需要深刻的道歉才能解決。當個人、群體或是國家蒙羞的時候,是沒辦法和別人建立有來有往的平等關係;要是有些國家或群體有能力引發大規模的破壞,那麼羞辱所帶來的影響,就更不可小覷了。人們因為遭受羞辱而怒火中燒的時候,一心想的都是報復,除非對手不再逼迫他們失去人性,還有當他們的尊嚴得以恢復的時候,才有可能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

這些蒙羞的人,在當今世上多不勝數:那些為了重拾群體或國家榮耀而捨命的恐怖分子、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還有各國都有的、那些身心匱乏的人……以上這些群體和國家,都經歷了長期的壓制和羞辱,可是在這個被網路、手機、大眾媒體緊密連結的地球村,屈辱感更是有增無減,因為那些別人擁有、他們卻喪失的東西,現在都能透過傳播媒體看得一清二楚了。處在屈辱感的心理狀態,會使一個人或國家透過恐懼和憤怒的眼光來詮釋外面的世界,這可能會削弱了他們的判斷力,也削弱了他們承認過失並加以改正的能力。

沒有善加化解屈辱感就會引發怨恨,甚至導致家人相殘與國家對戰。就此而言,成功的道歉能化解屈辱、恢復尊嚴、修復關係,讓人從滿懷罪惡感的心靈桎梏中解脫。昌盛繁榮的民主國家也應該要放下自負,謙卑地去協助處境艱難的國家和群體恢復尊嚴。唯有如此,這些國家和群體才有可能進行道歉與和解的對話。

作者簡介:
亞倫.拉扎爾
醫學博士。在麻薩諸塞州大學沃斯特分校擔任校長兼醫學院院長十餘年,同時也擔任該校的精神病學教授,也是麻塞諸塞州總醫院精神科的資深醫生。他是研究羞恥和屈辱的心理學權威,在美國著名的心理學網站《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上發表過一篇關於道歉的文章,因此備受推崇;這篇文章使他登上了「歐普拉脫口秀」(Oprah)後更擴大其影響力。


譯者簡介:
林凱雄
三腳渡人。英文、法文翻譯,自由撰稿人。各方賜教、工作聯絡信箱:linsulaire.ft@gmail.com

葉織茵
酷嗜閱讀、翻譯,現為專職譯者。電子信箱:esmeyeh@gmail.com


內文試閱:
第十一章 道歉與原諒(節錄)

要求先道歉、再予以原諒,在世俗社會中是很常見的事。我們怎麼能原諒背叛我們信任又沒道歉的人?當他們不認錯、不後悔、不採取某種方式補償,我們怎麼可以再信任他們?在這種情形下原諒他們,豈不就棄守了我們的道德權威?不要求對方道歉就輕易原諒,豈不是在為他們對我們施加的惡行辯護?

如果沒有事先得到道歉,有些人就會拒絕原諒,甚至似乎是在心理上無法原諒,儘管他們也知道,某種程度的原諒能幫助自己從畢生的憤恨中解脫;儘管他們的牧師建議,他們信仰的宗教宣揚寬恕的重要性。我大膽估計,美國甚至全世界當中,對於某些冒犯行為心懷怨恨,而且沒有獲得道歉前絕不原諒的人,占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而我將這種現象視為人性的實相。

為什麼我們要求對方先道歉或悔罪才願意原諒?這樣要求的根本原因是,道歉能夠滿足被冒犯者的心理需求,修補已然釀成的傷害,並治癒了無法自然痊癒的傷口。我們已經在第三章看到,道歉能恢復被冒犯者的尊嚴、確保雙方共享相同的價值系統、確認被冒犯者的安全、向被冒犯者顯示冒犯者受到懲罰等等,此外也能滿足其他幾項需求。當這些需求獲得滿足,被冒犯者則不必勉強他或她自己去原諒。原諒是自發的過程,毫不費力;被冒犯者突然就放下了怒氣、憤恨與復仇的打算,而且通常會即刻對冒犯者湧起同情與積極的感受,來回應這份──一般認為這是──「道歉的禮物」。

艾瑞克.羅麥斯的《心靈勇者》中,隨著道歉而來的原諒就闡明了這種自然療癒
的過程。這本書描述他自己於二戰時期在桂河淪為戰俘,以及戰後試圖克服人生困境的個人經歷。這個故事顯示,儘管羅麥斯除役後努力想過正常的人生,他還是為仇恨所吞噬、為報復費盡心機,直到他獲得那個日本情報官道歉,而那正是羅麥斯認為應當為他的苦難負責的人。他們見面當時,距離羅麥斯重獲自由已經過了將近五十年,兩人也都七十多歲了。

羅麥斯是蘇格蘭人,加入英國陸軍時才二十歲,他在新加坡遭日本軍隊俘虜後,被監禁了三年。他在戰俘營時,被派去建造桂河大橋附近的鐵路。有一次,羅麥斯與其他軍官祕密製造了一臺收音機,來獲得外面世界的一些最新消息。這臺收音機後來被發現了,還被當做懲罰他們的工具,羅麥斯和其他人遭到痛毆、折磨。

接著,羅麥斯像動物一樣被裝進籠子,那是一個五英尺長、五英尺高,與兩英尺半寬的囚籠,他在裡面連著好幾天遭受毆打、酷刑、情緒虐待。他開始憎恨那些俘虜他的人,而且尤其痛恨那個情報官,他在刑求一開始就宣稱羅麥斯馬上會被弄死。但是,羅麥斯撐過了那些酷刑,而且被送去坐牢。

戰爭結束後,羅麥斯回到蘇格蘭的家鄉,卻發現母親在他服刑時已經亡故,而父親則已再婚。羅麥斯自己也結婚了,但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變了一個人,而他的人生也因為蒙受折磨與監禁而發生了重大的轉變。於是他封閉自己的情感,一遇到衝突就退縮在冷淡的怒氣中,發展出「陰險、搪塞、麻木」的性格,就像他受俘期間所習慣的那樣。他體驗到冰冷的狂怒、無聲的敵意、情感退縮、逃避接觸,而且無法忍受親暱的逗弄。他一再做噩夢,夢見自己又被監禁還挨餓,感到呼吸困難。他的行為令旁人困惑並受到驚嚇,也怪不得會導致他在一九八一年離婚。

在那些年期間,羅麥斯時常幻想他在折磨他的日本人身上施加報復,他特別鎖定那個情報官,想把他關進籠子,毆打他、淹死他。然後,他意識到自己想弄清楚,在被俘期間,自己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好來「為往事建構一份無可磨滅的歷史記錄」。

羅麥斯在一九八二年退休後,想弄明白怎麼回事的渴望變得更加激烈。他想了解事情來龍去脈的意志,帶領著他展開了追查行動。他寫道:「就像從破布、褪色檔案、屍骸、鏽釘子等等殘餘證物,去嘗試重建一個連貫的故事。」或許他認為弄清楚這些細節,就可以幫他找回遭監禁以前的某些自我。或許他可以想辦法報復,尤其是針對那個成了他「祕密執念」的情報官。他覺得某種程度的自我封閉,對於支持他在情緒上撐過去是必須的。他注意到:「如果你的過去是一堆傷痛的記憶與氣憤的恥辱,而未來也只是處心積慮要復仇;那麼,要別人幫你去勉強接受過去是不可能的。」

一九八九年,羅麥斯在《時代雜誌》日本版讀到一篇關於永瀨隆的文章,正是那個他念茲在茲的情報官。羅麥斯立刻從報紙上認出永瀨隆的照片,而這篇文章敘述了永瀨隆如何悔罪,提到他如何試著彌補日本虐囚的罪行。永瀨隆為曾經服苦役的倖存亞洲人設立慈善基金會,在埋葬同盟國戰俘的墓地上放置花圈。儘管如此,羅麥斯一想到他害慘了自己一輩子,就還是想要摧毀他,他解釋:「我想要親眼見到永瀨隆痛苦的樣子,這樣我才能好好過自己的人生。」

羅麥斯對於自己可以出其不意地逮住永瀨隆,感到相當亢奮,因為他根本不曉得
羅麥斯還活著。得悉永瀨隆的身分與居住地後,「我處在一個這樣強大的地位:只要我想,我就可以伸出手去碰他,真正去傷害他。從前無論何時,我一想到他和他的同黨,就覺得軟弱無助,如今痛苦的這些年都可以就此抹消了」。他取得一本永瀨隆寫的書(並翻譯成英文),裡面描述到當時沒收收音機後毒打他們的事,而永瀨隆在書中表示,自己看著羅麥斯被毆時感到多麼羞愧。他也說到自己在墓地為七千名同盟國士兵祈禱後,覺得彷彿獲得了寬恕。如今,永瀨隆成了佛教徒,他於一九六三年在桂河大橋旁建好寺廟後,也曾回到泰國不下六十次。羅麥斯透過這位情報官的眼睛來觀看自己的故事時,不禁疑惑,永瀨隆是否真的發自內心感到懊悔。

對於永瀨隆說他覺得受到寬恕,羅麥斯思索:「上帝或許原諒了他,但我可沒有;
純粹的人類原諒完全是另一回事。」因為羅麥斯有這麼多的問題想弄個明白,於是,羅麥斯的妻子徵得丈夫允許,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寫信給永瀨隆,建議他們兩人見個面。她寫道:「永瀨先生,如果您說的這位前遠東戰俘還沒原諒您,那您又怎麼會覺得受到『寬恕』?」永瀨隆則回信說,這封她主張丈夫有權原諒的信「徹底把我擊垮了,使我回想起那些下三濫的不堪日子……妳的信像一把匕首,刺進了我的心窩,直插到底」。永瀨隆也同意見面。

他們抵達約定的會面地點時,羅麥斯認為,能夠在被永瀨隆看見之前先看見他,實在是太重要了;對他而言,這帶給了他力量。幾分鐘後,他們開始交談,羅麥斯主掌了情勢,並安慰永瀨隆,以防他「看起來虛弱不堪的身軀因為情緒激動而劇烈搖晃」。然後,永瀨隆開始訴說,他告訴羅麥斯,戰爭結束後的五十年來,雖然對他來說是一段漫長的煎熬,但是他從來沒有忘記羅麥斯的臉。他捧起羅麥斯的手臂,並輕輕撫摸。羅麥斯注意到永瀨隆的悲傷「遠比我的還要更激烈」。永瀨隆接著說:「我當時是大日本帝國陸軍的一員;我們對待你們同胞的方式,非常、非常殘酷……」他敘述自己戰後如何開始研讀歷史,並反抗軍國主義。他們共度了幾個小時,追憶在戰俘營時的日子,包含日本人與戰俘的行為、偷藏的東西、對酷刑的反應,以及戰後各自的生活。「他很體貼,說比起我受的苦,他的根本不算什麼;然而我很清楚,其實他也備受折磨。」羅麥斯說:「要是我們能在其他情形下結識,那麼這個古怪的夥伴,就會是那種我早已交往多年、相談甚歡的老朋友。」羅麥斯去永瀨隆家拜訪時,覺得自己就像「這對好心夫婦
的貴客」。

「我待在日本的每一刻,」羅麥斯回憶,「都再也不覺得對永瀨隆還懷有一絲那些年來鬱積的怒氣;發現他們當中有人還在世時,亟欲血債血還的激情曾掀起狂潮,如今卻再也不曾回到我心中盪起餘波。」最後,羅麥斯要求在回英國前,跟永瀨隆再見個面,就在他東京下榻的旅館房間裡。永瀨隆看起來很害怕,他的妻子也是(做為一個讀者,我發現自己一直在納悶,羅麥斯最後到底要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法謀殺永瀨隆,儘管我也能理解,他們如此溫馨的相遇,使這項行動顯得令人難以置信)。羅麥斯在旅館房間中,交給永瀨隆一封原諒信。「我在那封信裡說,戰爭已經結束了將近五十年,我歷經許多痛苦,而我知道儘管這段時間他也受了不少苦,卻仍勇敢而大膽地主張對抗軍國主義,並致力於和解。我告訴他,雖然我無法遺忘一九四三年北碧發生的一切,但我向他保證,我已經完全原諒他了。」

羅麥斯在這本書的結尾寫道:「先前根本無法想像我們之間會萌生友誼,而與永瀨隆見上這一面,將他從我的仇敵,變成了親如兄弟的至交。如果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在曾經傷害過我的人當中,辨認出其中一張臉孔並得知他的名字,而且從來不曾獲悉在那張臉孔底下,同樣暗藏了一個飽受摧殘的生命;那麼,那些噩夢仍會從往昔追趕上來,糾纏我一輩子。而我也對自己證實了,如果記得過去只會鞏固仇恨,那麼光是記得,也不足以撫慰我的靈魂。」

資料來源: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304780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