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脫北女冒死揭露極權黑幕與逃亡血淚史!
被歐普拉譽為「最受注目的TED演講」!
網路瀏覽人次已超過四百萬!
全球唯一中文版

厄運與危險咬著不放,稍微鬆懈立刻大難臨頭!
這樣的日子,我過了4000多個……

出生時,我叫做金智惠;母親改嫁時,改名為朴敏英;為了隱藏身分,我又變成蔡美蘭、張順香,蔡尹希、朴順子。李晛瑞,是我擁有的第七個、希望也是最後一個名字……

我出生在北韓惠山市,和中國隔著一條鴨綠江。由於父母都擁有絕佳的「出身成分」,因此我們家過得算是很優渥。從小,我深信祖國是最偉大的!但漸漸地,越來越多事件打擊這根深柢固的想法,並讓我對隔江的中國充滿好奇心──那裡似乎不像是學校所說的「地獄」。

1997年,即將18歲的我決定偷渡去中國見識一下,但作夢也沒想到從此沒了回頭路,我竟變成了背叛祖國的脫北者……日子開始充滿恐懼與焦慮,為了不被檢舉,我戴上厚厚的面具撒謊、防備周圍所有人;為了生存,我和黑幫、非法仲介打交道,甚至被囚禁,還差點被強暴。開始適應自由後,新的難題是要把家人也接出來,於是另一次驚心動魄的大逃亡之旅,再度讓我陷入夢魘。

但我拒絕放棄,靠著勇氣、毅力與貴人們的愛,終於撐過來了。現在,請聽我大聲告訴每一個你,關於北韓的真面目、一路走來的心酸與煎熬,希望大家都能更關注此議題,並讓脫北者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人的信念跟他們同在!

難以想像的北韓規則
‧家家戶戶要掛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畫像,萬一失火不能先救財物,得先救畫像,不惜犧牲性命。
‧禁止聽南韓流行音樂,傳聞違法者被送入拘留營。
‧從小學時期開始參加「自我批評大會」,此後一生不間斷。神聖的日子要表演「團體操」,練習時校方不准學生去上廁所,逼得大家只好尿在褲子裡。
‧金日成過世後的哀悼期,全體國民每天都要參加大型集會,以表達出自己悲慟萬分。眼淚流得不夠多的人會被批評、辱罵,並要遭受懲罰。
‧到處都有祕密警察「保衛部」監視人民是否對政黨忠誠,人民也會互相告密,告密者能夠拿到額外的食物配給。

作者簡介:
李晛瑞
1980年出生於北韓,身為軍人的父親因貪污罪名入獄,出獄後自殺身亡。1997年李晛瑞非法越過鴨綠江到了中國後被認為叛逃,便再也無法回到家鄉。2008年成功尋求政治庇護而到南韓首爾。戲劇性的前半生故事即將改編拍成電影。
剛從韓國外國語大學畢業的她,經常在國際舞台上演講,呼籲大眾關注人權問題及北韓的現況,為其他「脫北者」發聲,也幫助近親逃離北韓。
在TED大會上發表親身經歷的演說讓她的傳奇故事在全世界傳開,演講影片網路瀏覽人次已超過四百萬。目前李晛瑞和她的夫婿一起居住在南韓。

譯者簡介:
朱浩一
外文相關科系畢業。現居板橋,經營電影部落格多年,曾任PCHOME電影達人、痞克邦年度電影部落客,亦為電影社團「遊影足」之創辦人。曾獲花蓮文學獎散文首獎,葉石濤閱讀心得徵文大賽特優獎。譯作有《英國家長這樣提升孩子大腦力:教育權威精選200個親子益智遊戲》、《我家沒有驕寵兒:認識被溺愛症候群,心理學博士教你正確愛孩子》、《我是馬拉拉》(與翁雅如合譯)等。

內文試閱:
第47章 不管要付出多少代價

至少我有個方向了。「我可以見他們嗎?」
「妳得要在警局提出官方申請,」那個男人說。「但是在我們的文書作業還沒有處理完以前,妳這麼做是沒有意義的。」
這些男人的態度擺明了所謂的「文書作業」一點也不急。但我至少來到了自己熟悉的領域。
在接下來的七天當中,我不停地在警局跟移民辦公室之間來回奔波,以跟官員建立起關係,跟他們建立起情誼。我知道自己得要行賄。我試著去想像,如果是我母親的話,她會怎麼去處理這件事──透過親和力、說服力跟現金三者的結合。我很友善。我會奉承他們。我知道了他們的名字跟癖好。我每天都比任何人早到移民辦公室,然後就坐在外面的長椅上等,如此一來他們每天早上看到的第一張臉孔就是我的臉。我會送給每個人一包菸。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如果我只是坐著等他們辦好了通知我的話,我知道自己可能要等上好幾個禮拜或好幾個月。在這裡,本來只要幾分鐘就能處理好的行政作業,會被拖到好幾個小時或好幾天。午後的潮濕會削弱每個人的體力。但每一天,我都覺得自己一寸寸地接近我的目標。
移民辦公室裡的官員跟我說,他們想要抽紅色的萬寶路,也就是香菸裡面最貴的那種。他們一旦知道我好說話,而且想跟他們打交道的話,他們的腐敗就會赤裸裸地展現出來。每次我前去拜訪的時候,他們都會問我從自動提款機領了多少錢出來。
「一百塊錢,」我會這麼說。或者是:「只領了五十而已。」
他們會輕拍我的手,說他們要看。然後我會把那疊寮國的貨幣「基普」拿出來遞給他們看;他們會拿走約半數的紙鈔(有時也會多一些),然後把剩下的遞回來給我。
接連被敲詐了幾天,加上吃飯跟住宿的費用,幾乎耗光了我所有的錢。雖然不情願打這通電話,但我也沒有其他選擇了──我打給了在首爾的金,他立刻就轉了一筆錢給我當資金。我非常感謝他,並跟他說這筆錢一定要算是我跟他借的。我會還給他,就像我把錢還給瀋陽伯父那樣。
在早上拜訪過移民辦公室以後,我下午能做的事情就不多了,因此我會坐在一間叫做「咖啡屋」的店裡閱讀。咖啡屋是一間西式的咖啡館,店內有提供泰式跟西式的食物。我還記得一點點英文,但依然看不懂菜單,因此我問服務生,坐我附近的某個顧客點了什麼東西。
「麵,」他用英文回答我。
我每天都吃麵。一星期以後,我想換個口味,因此打電話問金「飯」的英文怎麼說。
「Rice,」他說。
「Lice,」我複誦一遍,只不過講成了英文裡的「蝨子」。
「不是lice,是rice。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講rice才是對的。」
「好。Lice。」
我每天中午都在咖啡屋用餐,每天晚上則是在尹先生的中國餐廳用餐。為了要減少花費,我開始不吃早餐。我不在乎。這會讓我覺得自己跟母親還有弟弟團結一心。我甚至不敢去想像他們吃的是什麼食物,或者餐點的量有多麼地少。有天下午,我一樣待在咖啡屋裡,我又看見了那個黃沙髮色的高個兒,他的膚色被豔陽曬得更形粉紅。有如巨人般緩慢地從我身旁走過時,他用眼神跟我打招呼,我則報以微笑。
經過了七天以後,移民辦公室的長官,一個又胖又懶,一顆大肚子緊緊繃在綠色制服襯衫裡的男子,說他會帶我到關那兩個北韓人的地方。我立刻就覺得如釋重負。
我們上了他的車。他說:「妳身上帶了多少錢?」
我打開皮夾給他看。數都沒數,他直接拿走了一半。完全不用找藉口說是某項費用或某種開銷。如今回想起來,身為一個城鎮裡的高階官員,他這種自在、無恥的搶劫行為讓我很生氣,但當時的我並沒有這種想法。我一心一意只想找到我的家人。不管要付出多少代價,我心想。不管要付出多少代價,我都願意承擔。人類很自私,只在意自己跟他們的家庭。我跟這些人有什麼不同嗎?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們來到了鎮內的主要監獄,也就是我第一天造訪時,外面喝著酒的人漠不關心地跟我說裡面沒有關任何北韓人的地方。要是我知道媽媽跟敏鎬的確關在裡面,我一定會每天都過來,就算我來其實也只不過是幫他們加油打氣,也在所不惜。我會朝著高牆的上方大喊:「歐媽呀!敏鎬呀!別擔心。有我在。」我會在每天下午從移民辦公室來到這裡坐著,一路待到黃昏,待到夜空中充滿了群蟬的鳴叫聲為止。
監獄裡的獄官跟我說,我可以在獄中的女子區跟我的母親會面,但他們不准我去男子區見敏鎬。他們帶我穿越過由泥牆圍成的操場,來到一扇黑色的大門前。門鎖匡噹響,鐵門發出吱嘎聲以後往旁邊打開。鐵門的後面站了一個人,是我的母親。
她怒視了我一會兒,臉上則帶著一種古怪的冷淡表情。她的外形嚇了我一大跳。她瘦很多。她的頭髮油膩膩地黏在頭皮上。不知道為什麼,她一手放在臀部上,身體怪異地往一邊傾斜。
她忽然朝我跑過來,用雙手把我環抱住,然後開始啜泣。她身上穿的衣服,就跟我最後一次在昆明看到她時所穿的一樣,腳上也穿著同一雙橡膠拖鞋。
「我還以為妳走了,」她大聲號哭。「我還以為再也見不到妳了。一秒鐘以前,我還以為自己在作夢,所以我捏自己的大腿,直到大腿發疼了,我才放開跑過來。」
難怪她會用那麼奇怪的眼神看我。
她撫摸了我的臉,就像她剛跨過鴨綠江時所做的一樣,要確認我是真的存在。
抱住她的我也開始落淚,但我強迫自己停止。我用手掌擦拭雙眼,同時讓自己冷靜下來。我不想讓警衛們知道我是她的女兒,因為這樣會讓情況變得更複雜。
我跟她一起坐在監獄的操場裡。她被關在一間專門囚禁外籍女性的牢房裡。她說,有一個中國女人已經在那裡關了十年。她把家族的照片都掛在牆壁上。她們沒有乾淨的水可以用。獄方每天都會提供一定分量的髒水讓飲用兼盥洗。幾天以前,她們聽說有些警衛聯手把一個泰國男囚活活打死。那個泰國人的太太跟母親關在同一間牢房裡,她從此以後天天慟哭不止。
「裡頭是不折不扣的地獄,」她說。「我們真不該離開故鄉。」
曾經消抹掉的那些景象──骯髒的廁所、女人之間彼此動手動腳、在大庭廣眾下做愛,以及差到會害人喪命的衛生環境──一一浮現我的腦海。
我沒辦法辯解,但如今木已成舟。警察把我在昆明給她的那些錢全都拿走了。趁警衛不注意的時候,我塞了些當地的貨幣給她,好讓她能買些食物。
見過她之後,我回到了城鎮,同時立刻打電話給在永珍的南韓大使館。
「妳自己一個人待在那裡太危險了,」館內的領事說。「立刻離開寮國吧,這些事情交給大使館的人來處理就好。」
他這一席話相當振奮人心。「要多久才能把他們帶出來?」
「這點比較遺憾,我們還是得照規矩走。沒有更快的辦法。我們會要求他們提供相關的資料,然後請他們允許我們前往探視,不過當然這都需要時間──」
「要多久?」
「五到六個月。」
我用手扶住自己的頭。但其實不意外。我可是親眼看過這個國家的官僚機構裡的那懶惰又漠不關心的態度。
我不能把母親跟敏鎬留在這個地方。
監獄裡的口譯員把頭轉向我。「五千塊錢,」他簡單地說。
我張大了嘴。我把臉從口譯員轉向典獄長。他把手肘靠在桌上,用好幾根手指同時輕拍著桌子。他的眼睛眨也沒眨。一台轉速緩慢的電扇吹亂了他的頭髮,而他則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再把頭髮梳整齊。
「不可能,」我說。
典獄長聳了聳肩。「美元,」他說,而且還做了一個隨妳便的手勢。
接下來的這幾天,我都一大早就會去到監獄,同時不忘帶些禮物跟賄賂去給典獄長。我又開始跟他試著當朋友。那個口譯員告訴我,說我非常幸運──若是早個兩年,寮國會把所有的脫北者都遣送回去。由於國際輿論嘩然,遣送脫北者的政策才因此有了改變。
「現在,他們只要付罰款就好了,」他說。
我慢慢地把價格降了下來。我們說好的價格最後停在一人700美元。我每次獲准進去操場見母親時,典獄長都會拿走我身上一半的現金,無論金額多寡都一樣。我會陪她坐在一個遮蔽處,同時跟她報告我處理的進度。我告訴她自己正在努力籌錢時,她遞給了我一個骯髒的塑膠小圓管。裡面是我早些時候給她的現金。她只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來買飲用水。
我猜700美元應該很接近法定的罰款金額,但我仍然籌不到這麼多錢。但這次,幾乎金匯過來的所有款項都已經用盡。此外,母親還做了一件讓我更添憂慮的事。我隔一次去拜訪母親時,她帶了三個外形邋遢的人來見我──她們是一個月前被抓到的脫北者。三個人之中,有一個人年紀很大,另外兩個則是一名中年的女性跟她的女兒。母親非常同情她們的遭遇。她希望我也能幫助她們。我氣餒地看著她們,不過我知道自己會盡力去幫忙。她們把自己藏在私處的錢都掏出來交給我。我的資金現在到了1500美元──離我們需要的總數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此時,我15天的簽證快要到期了。兩名負責琅南塔簽證辦公室的女性官員跟我說,她們可以幫我把護照送去首都永珍更新簽證,不過因為我的簽證再過一天就要到期了,所以她們得搭機過去才行。我得幫她們支付機票錢跟相關的花費。算一算又是好幾百美元。
我恍恍惚惚地走回咖啡屋。我覺得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被榨乾了,而家人遭人綁架勒贖。我癱倒在窗邊的一張椅子裡,然後嘗試去思考,但每一條思緒到最後都會進去死胡同。我沒有其他的選擇。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閉上雙眼。我正打算不顧會不會被人聽見,要開始大聲地祈求祖先的幫忙時,一個非常高的人影擋住了光線,同時用英文跟我說話。我仰起頭。陽光穿過那頭黃沙色的頭髮,並在他的髮間閃爍。
「妳是出來旅行的嗎?」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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