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距今約一百年張之洞作《勤學篇》,內中提及「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論上的根據。 
一百年後我們的食衣住行,對人態度、社會習慣,以及日用辭彙,都與晚清末年有了至大的差別,看來接受西方經驗多,全部因襲於傳統的有限。這並非我提倡應當如此;而是實際的發展確已如此。 
況且我們所引用的「體」與「用」也與前人所敘不同。在我看來,體是組織結構,對一個國家來講,包括政府行政系統,及於修憲與選舉,軍備與預算等。就此看來,今日也仍是受西方的影響大,保留舊有的習慣少。即是今日之懸國旗唱國歌,參加國際會議與競技比賽,都與體制有關,也都與西方習慣銜合。惟獨「用」乃是精神與效能的發揮,反可以保持中國人的習慣與長處,做到張之洞所謂「知本」。 
一百年前若有人預知今日中國效法西方之程度,必定會蹙首長嘆。這也是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作界限之用心。殊不知我們所謂「西學」,大概不過現代的思想與技術,絕大部分只在近五百年內發源於西方。即是西方每一個國家從「朝代國家」改造而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亦即從中世紀社會進展到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也都要經過一段折磨,也都曾在棄舊從新的過程中感受到體與用間的徬徨。既然如此,我們早已經無庸為著「華夷之分」而躊躇。今天父母送孩子上學,也必叮嚀他們注重外交,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學不算,還要在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諸方面迎合西方的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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