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問世超過六十年的日本研究經典
二戰後美日國際關係史中的關鍵文獻
2014最新導讀版
從心理、歷史、人類學、多元文化及日本研究等領域
帶你重讀影響全球超過60年的社會學經典

日本是個極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與剛烈的刀可以同時被人尊為至美而剛柔相濟。……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潘乃德所著的《菊與刀》,在對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響力最為深厚。她著力闡述日本傳統文化之二元性,她也領悟到了這種矛盾性。
                              ——三島由紀夫

不只是日本人論的名著,更是日美比較文化論的經典。──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陳永峰

而沿著(日本文化二元性)這一指標引路,我們可以理解日本在21世紀國際政治與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如何與其文化模式扣合。──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黃子庭

美國學者露絲‧潘乃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受美國政府委託,為解決盟軍是否應該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日本民族進行系統性的分析。

作者透過當時日本發佈的宣傳電影、集中營中的日裔美國人和戰俘的訪談紀錄以及日本人的文學作品中收集資料,重新建構出日本文化以及對日本戰後重建的期許。其細膩的描述擺脫了學術上的論戰,也因此掀起了讀者們的好奇心與之後美國的日本研究風潮,改變戰前對日本一無所知的情形。

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就如同美麗的菊花與銳利的刀,如此極端,又如此神奇。

本書用「菊花」與「刀」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徵,也象徵日本人的本質,以及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自大又有禮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對於天皇、倫理、情義(與恩惠不同)、社區、宗教、習俗等文化現象,也有精闢的觀察及看法。文本從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開始,在生動的敘述中進行有力論析,語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讀之既啟人深思,又引人入勝,可直接、準確地把握日本人的「根性」,是了解日本民族的經典讀本。

★附錄 我在曖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


作者簡介:
露絲‧潘乃德
美國人類學家(1887-1948),20世紀初少數的女性學者,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論(Cultural Configuration),認為文化如同個人,具有不同的類型與特徵。其著作中提出的問題與關懷,至今仍受到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重視與關注。


譯者簡介:
陸徵
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前往美國深造,獲得密西根大學資訊碩士學位。現任職舊金山大學圖書館,從事圖書館數位化工作。


內文試閱:
第七章 最難承擔的回報
日本俗語云「最難承擔是道義」。一個人必須回報道義,就像他必須承擔義務一樣,但是「道義」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責任。人類學家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發現了形形色色的道德責任,根本無法用相應英語詞彙表述,其中最奇特的就是日本的「道義」〈giri〉。「道義」帶有典型的日本特色。忠和孝是中國和日本共有的概念,儘管日本對兩者進行了改造,但它們還是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某些道德標準有共同之處。「道義」的起源卻和中國的儒家思想或東方的佛教都毫無瓜葛,它指代的是一個日本特有的道德範疇,只有考慮到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日本人的行為。日本人一旦談到行為的動機、名聲,或男男女女在祖國日本碰到的為難之處,就一定會時刻把「道義」掛在嘴邊。
在西方人眼裡,〈日本的〉「道義」包括了一長串雜亂無章的責任〈見第六章第一九八到二OO頁簡圖向西方人解釋「道義」,因為大日文辭典裡都找不到對它的清楚定義。我把其中的一條定義翻譯如下:「〈道義即〉正義的方法;人應該走的正道;為了避免被世人非議,哪怕心裡不情願也不得不做的事。」這個解釋對西方人理解「道義」可能毫無幫助,但
是「不情願」這個詞則點明了「道義」和「義務」的差別。不管義務多麼難以承擔,至少它的責任對象僅限於自己的直系家庭和象徵國家、生活方式及愛國精神的國家元首。
  義務來源於出生伊始便存在的緊密聯繫。儘管履行義務時人們可能不得不做出違心之
舉,義務本身的定義從來都沒有「不情願」的含義。但是回報「道義」就會讓人滿懷憂慮。作為債務人有很多難處,最糟的情況就是陷入「道義界」。
  道義又分為不同的兩大類:一類我姑且稱為「對社會的道義」―實際上就是「回報道義」―是指一個人有責任報答同伴的恩情;另一種我姑且稱為「對名聲的道義」,是指個人有責任保持自己的名聲不受玷污,類似德國的「名譽」之說。對社會的道義可以大致解釋為履行契約式關係。在這一點上,道義和義務形成對比,因為義務是與生俱來的緊密責任,每個人必須履行義務。因此,道義包括了個人對姻親家的所有責任,從感激舊情到復仇的責任,都囊括其中。難怪日本人從不試義務則指個人對自己直系家庭的責任。岳父或者公公在日語裡的稱呼是「道義上的父親」;岳母或婆婆則是「道義上的母親」;兄弟姐妹的配偶或者配偶的兄弟姐妹都是「道義上的兄弟」或者「道義上的姐妹」。在日本,婚姻理所當然就是家庭之間的契約式聯盟,每個人盡其一生完成對伴侶家庭的責任就被稱為「履行道義」。其中最沉重的是對父母一輩的道義,因為婚事是他們安排的。重中之重又首推年輕的媳婦對婆婆的道義,因為按照日本人的說法,新娘要去別人家裡生活。丈夫對岳丈家的責任就有所不同,但是依然令人生畏。因為,如果岳丈家潦倒,女婿就得借錢給岳丈家,還要完成其他隨著
婚姻契約而來的責任。正如一個日本人所說:「一個長大成人的兒子為母親做任何事都是出於愛,因此不能算是道義;只要行動發自內心,就不能算是為了道義。」履行對親家的責任則必須事無鉅細、小心縝密,不然就有可能被人指責「這個人不懂道義」。這是不惜任何代價都要避免的。
  日本人如何看待對姻親的責任,最生動的體現就是「贅婿」的例子,也就是男子像女子出嫁一樣入贅對方家庭。一個家庭裡要是只有女兒,沒有兒子,父母便會為其中一個女兒挑選丈夫來延續家族的姓氏。這個丈夫將被自己家的家譜除名,改姓岳丈家的姓氏。一旦進入妻子的家庭,他就得在「道義」上服從岳父、岳母,死後也會葬在岳丈家的墓地裡。在以上各個方面,他的待遇都倣傚平常的出嫁女子。為女兒招贅婿的原因不限於家裡沒有兒子,也常常是因為兩家都希望從中得利,俗稱「政治婚姻」。女方家庭可能比較窮,但是出身高貴,男方家庭則能給女方帶來金錢,作為回報自己也能在階級等級上更上一層樓。又或者女方家庭比較富有,能夠給女婿提供教育,女婿為了這個好處就放棄了自己的家庭。還有一種可能情況就是女方父親想要拉攏女婿將來成為自己公司的合夥人。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一個贅婿的「道義」負擔都額外的沉重―這是應該的,因為在日本改入別人的家譜是一個後果很嚴重的行為。在封建時代的日本,這個人為了在新的家庭裡證明自己,必須跟隨岳父上戰場,哪怕這意味著和自己原有的家庭作戰,甚至不得不殺死自己的親生父親。在日本,「道義」是最有力的束縛,近代日本的「政治婚姻」就是利用這種束縛力把贅婿和岳父的生意或家族利益牢牢地聯繫起來。特別是在明治時代,這樣的安排往往能讓雙方家庭都受益匪淺。但是對做贅婿的怨恨往往十分強烈。日本俗語云:「若有三合米〈大約一品脫〉,絕不做贅婿。」如果這是在美國,美國人可能會說「這是因為贅婿沒法堂堂正正地做個男人」。日本人則不同,他們認為這種怨恨是「為了道義」。總之,道義就是會讓人為難和「不情願」,所以在日本人看來,「為了道義」就足以解釋負擔沉重的人際關係。
  不僅對姻親的責任是「道義」,就連對叔、伯、姑、舅、姨以及侄甥輩諸人的責任也屬於同一範疇。在日本,即使是對近親的責任也不屬於孝道。這是中國和日本在家庭關係上的最大區別之一。在中國,這一類近親和其他關係更遠的遠親都會共享同一資源。但是在日本,他們都算是道義上的或者契約式的親戚。日本人指出,這些人通常從來沒有給過自己任何好處〈恩〉,幫助他們其實是為了償還共同祖先的恩。雖然看上去這種解釋和撫養子女的理由相同―撫養子女當然是一種義務,但是即便理由相同,幫助這些相對遠一些的親戚卻是出於道義。如果一個人不得不向這些親戚伸出援手,就會像幫助姻親時那樣說,「我是糾於道義」。
  一提到道義,大多數日本人的第一反應不是姻親間的關係,而是武士對領主或同伴武士之間的關係,這是日本最突出的傳統道義。一個有榮譽感的人必須忠於上級和同一階層的夥伴。很多文藝作品裡歌頌了這種出自道義的責任,認為這是武士的美德。在古日本,即德川家統一全國之前,道義是比忠更為重要和高貴的品德。那時,人們效忠的對象是將軍。十二世紀,一位源氏將軍要求一位大名交出受他庇護的一位敵對藩主,該大名的回信被保留至今。他深深怨恨將軍對自己的非難,拒絕違背道義,哪怕是以忠的名義。信中這樣寫道:「對於公務,余個人無能為力,但重譽之人必重道義,此萬古長存之真理。」他的意思就是道義超越了將軍的權威,他拒絕「對尊貴的朋友們背信棄義」。
   大量日本歷史民間傳說中充斥了這種高於一切的舊日本武士道義,這些故事至今在日本仍廣泛流傳,還被編入能劇,歌舞伎劇場和神樂舞蹈。這些故事中最著名的就是英雄弁慶的傳說。弁慶是十二世紀的一個浪人〈沒有主公,靠自己謀生的武士〉,身材高大,所向無敵。除卻一身神力之外,他身無分文,借住在寺廟裡的時候,和尚們都畏之如虎,因為他殺了每一個過路的武士,把他們的刀收集起來變賣,好為自己購買符合封建武士身份的裝束。終於,他的挑戰落到了一個看起來不過是黃毛小兒的人身上。那是個身材瘦小,打扮紈褲的藩主。兩人比武竟然不相上下,弁慶這才發現此人是源氏後裔,正密謀為自己的家族奪回將軍之位。也就是後世備受日本人熱愛的源義經。弁慶向源義經俯首稱臣,矢志效忠〈原文在此處的用詞是道義〉,從此在他麾下出生入死,身經百戰。然而敵人勢眾,最終兩人不得不和部下一起撤退。為了逃脫追蹤,大家打扮成為寺院四處化緣的遊方僧。源義經扮成一個普通僧
人,弁慶則扮成領隊。在路上,他們遇到了敵人設的路卡。弁慶就假裝念化緣簿,編造了長長一串募捐人名單。對方差點信以為真,正準備放他們通過,但是在最後一刻對源義經起了疑心。因為哪怕他打扮成下人的模樣,還是無法掩藏一身的貴族氣派。於是哨兵叫回了整隊人。但是弁慶的下一個動作立刻完全消除了敵方的疑心:他找藉口把源義經痛罵了一頓,還搧了他一耳光。這一招取信了敵方,以為這個遊方僧不可能是源義經,不然他的下屬絕對不敢對他動一根手指。如此違背道義的行為是無法想像的。於是弁慶的大不敬拯救了整支隊伍。一等到了安全的所在,弁慶立刻拜倒在源義經腳下,自請死罪。源義經大度地寬恕了他。
  在這些古代傳說中,道義發自內心,毫無怨恨,那是現代日本人心目中的黃金時代。這些故事告訴他們,那個時候的道義沒有「不情願」的含義。如果道義和「忠」起了衝突,人們可以堂堂正正地堅持道義。儘管充滿了封建色彩,道義卻是當時最受人們熱愛的一種直接的人際關係。「懂道義」意味著終身對主公效忠;作為回報,主公也會照顧屬下一輩子。「回報道義」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主公,回報主公賜給自己的一切。
  這當然是個理想化的夢幻。日本的封建史中記載了不少武士被敵對大名收買的例子。更為重要的是,如下一章所述,藩主對家臣的任何侮辱都可以成為家臣離開主公甚至投靠對手的正當理由,習俗就是這樣。日本讚頌復仇主題就像讚頌「誓死效忠」一樣,對兩者同樣津津樂道。這兩者都屬於道義:忠誠是對領主的道義,為自己受到的侮辱復仇是對自己名聲的道義。在日本這是同一面盾牌的兩個不同面。
  儘管如此,對今天的日本人來說,這些關於忠誠的古老傳說不過是讓人心情愉快的白日夢,因為「回報道義」在現代已經不再是對領主效忠,而是對各種不同的人有著各種不同的責任。「道義」現在常見於日常用語,但是表達的都是怨恨,強調的是說話的人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意願去履行道義。人們會說,「我完全是為了道義才來安排這樁婚事」;「僅僅是出於道義,我才給了他這份工作」;「出於道義,我不得不見他」。人們總是在說「糾結於道義」,這個短語在詞典裡的解釋是「我被迫這樣做」。還有一種說法,「他用道義強迫我」或者「他用道義把我逼得別無他法」,這些用法和其他類似用法都是指說話的人以前受過別人恩惠,現在為了報答被迫做出違心之舉。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小商店,或者是上層的財閥圈和內閣裡,都可以聽到人們說自己「迫於道義」,「為道義所迫」。一個追求者可以憑著舊時的關係或者兩家的交情要挾未來的岳父把女兒嫁給自己,也有人用同樣的手段獲得農民的土地。「被逼得別無他法」的人會覺得不得不滿足對方的要求。他會這樣說:「如果我不答應恩人,我就擔上了道義上的壞名聲。」所有這些用法都隱含了「不情願」的意思。套用日本字典上的解釋,應允對方的要求只不過是「為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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