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近幾年來,「文化創意」、「創意經濟」成為全球性城市尋求再生,重新創造經濟競爭力的嶄新概念,尤其在21世紀,更是如火如荼地在各大小城市推展開來。

城市是文化與文明發展的重心,同時也具備豐沛的創造力。然而,今日,城市面臨了巨大的變化。超過全世界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裡,而且人數急速成長中,也面臨了經濟與社會問題,戲劇性的變化正在發生。如果城市要繼續成長,必須有一個轉變的典範來描繪本地居民的創造力,也就是從經濟、城市領導者與市民本身去著手。

《創意城市》是本野心勃勃的書。它啟發大家在城市內思考、規畫、發揮創意,並啟動創意工廠以實現都市創新。而其核心價值在於啟發城市找到自身的發展潛能,然後結合當地文化資產及地方特色,藉以提高城市的競爭力,打造創意經濟。

“創意城市”相當於是個“觀念城市”,它主張改變心態能激發意志、承諾與活力,讓我們重新看待城市的潛在價值。書中闡述了各式「創意思考」、「創意規畫」、「創意行動」的策略與方法。它也探討了如何藉由“運用”人的想像力與才華,使我們的城市更適合居住並生氣勃勃。

本書同時精選了來自世界各地城市的創新與重生案例,示範如何在城市議題上思考、計畫與執行富有創意的行動,並且將這些方法運用於任何的城市。


作者:
查爾斯.蘭德利

內文試閱:
城市問題,創意對策

全球化動能

在出現挑戰、發現對策的過程裡,城市深陷影響其生活的變革旋風中。因此,若要找出明日,而非昨日世界的對策,我們就必須重新檢視城市、再思考優先順序,並了解城市趨勢的本質,還有它們的矛盾與抵觸。南北半球城市的問題在類型和程度上的差異,然而就算是這些差異,也提供了相互學習的機會。而其中的對策往往有相同的原則,例如:

●在執行對策時,需要讓那些受問題影響的人參與其中。
●提供解決問題的環境,讓決策者和受影響者有機會開放心胸學習。
●提出在文化、經濟、社會、環保上都能永續的解決對策。

這些差異很重要。南半球都市化的速度已在需求與期望、資源和反應之間製造了一道鴻溝;諸如污水處理、用水、住宅或道路等基礎建設,還趕不上都市人口成長的需求;而所產生的財富,尚不足以提供北半球視為尚可的生活水準。

另外北半球城市製造的盈餘,則產生「更高」的生活水準。因此,就隱喻而言,隨著馬斯洛需求層次提高,這些城市的居民才能考慮到如清淨空氣、公領域,或文化設施等生活品質問題。在比較貧窮的地方,這類問題可能看似奢侈,並在國家之間製造誤解;例如,北半球已歷經密集產業發展階段,在尋求對南半球強制實施較高的環保標準時,就顯得過於虛偽。

這關鍵性趨勢影響了南北半球。在電腦運算力成長百萬倍,運輸成本只有1940年代的1/10之際,通信技術費較五十年前低了一百倍。而這結果是更加全球化,形成環環相扣、經濟制度相互依賴的新城市。在整個經濟、政治,或象徵權力階級中,每個城市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如紐約、東京,或倫敦是世界領袖,其他如布宜諾斯艾利斯或新加坡等則是一方霸主。城市已成為全球「人流、貨物、資訊與資金的匯集點」(引述自1999年春,奈吉爾.哈利斯〔Nigel Harris〕在華盛頓城市時代〔Urban Age〕會議中所說的話。)它們提供控制、指揮、後勤功能及設施,以連結、管理,並暢通貨物與服務通路。而要有效創造並運作這系統,就需要巧思、想像力與創意。

用來製作一條褲子的元件,可能來自五個國家的城市;迪士尼的卡通設計,可能在好萊塢開始,在馬尼拉完成。開發中國家的城市相互競爭,以便在已開發國家的圖書館、資訊處理中心、法律卷宗裡留名。亞洲還有十幾個或更多城市像矽谷一樣,從事軟體設計工作。它們在勞工成本、新技術、專業與創意的之間佈下戰線。這共生動能大都是無形的,但處處都能感受到它的牽連,例如曼谷的金融市場起伏在亞特蘭大、斯德哥爾摩,或開普敦會產生迴響;而吉隆坡一家新工廠開張,可能會導致紐卡索(Newcastle)另一家工廠關門大吉。

儘管城市間存在著競爭,但無論在北半球或南半球,仍有許多專業角色與利基是它們所能扮演、發揮的,而其中的挑戰在於,無論是否為技術、金融、時尚或傳統中心,城市都要評估,自己本身有多機巧地認清,並利用自身獨特的賣點。或更重要的,就是調整人才的創造性技能,以因應任何可能出現的需求與機會。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彼此競爭、互補,猶如在金融界般︰隨著各時區的起承轉合,東京交棒給倫敦,隨後再由紐約接棒。

層層連繫
無論是個人、政治或經濟,城市連繫是層層相疊的,而且通常建立在歷史性的遷徙模式上;例如,從溫哥華到雪梨,華人移民形成「竹子網路」(bamboo network),成為華人貿易體系的一部分。然而,這類連繫並非都是顯而易見,如控管金融貿易之類的聯繫可以察覺到,然而多數連繫是不顯眼的,除非我們勤於看超市標籤。

由於經濟繁榮、技能短缺或戰爭,才會不斷建立新連繫。阿爾巴尼亞人與土耳其人主宰維也納的「生鮮市場」(Fressmarkt);「200阿富汗」(200 Afghani)駕駛控制從華盛頓杜勒斯機場(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開出的計程車路線;韓國人、日本人、俄國人等在洛杉磯都各據有聚居地;100萬古巴人聚居邁阿密,將它變成當地最大的拉丁美洲城市之一;而30萬希臘人則將墨爾本變成繼雅典之後,最大的希臘都市社區。這些族群首先滿足本身需求,接著再尋求更廣泛的商機,因而都強化了國際貿易。而新移民人口則需要花些時間,才能融入地主城市:他們有可能成為創意潛能與衝突的來源。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世界裡,對想成功的城市來說,尋求創新以縮小文化差異,將成為愈來愈刻不容緩的要務。

要組織這互動、貿易與資金洪流,則必需在城市與國家層次上,尋求後勤、管理與規範架構的創新。資本流動創造出變動的財富,因此城市需要保持競爭力。每種優勢新來源都需要大量創新與介入,如良好的管理、建立信賴的夥伴關係的能力,以及提供諸如健保、住宅,或文化等支援設施。而因應全球管理組織、國際貿易協議、環保平衡、公平問題、文化認同,還有從發展中國家的健保到住宅等基礎設施,無一不需要創意。

規模問題在此發揮戲劇性的影響,如人口成長等線性趨勢製造新動能,這需要不同秩序的創新對策。1900年時,有十幾個人口破百萬的城市,如今則多達三百個,城市化的速度有增無減。尤其在開發中國家,基礎設施趕不上人口壓力。而土地的可用性與價格,大大決定了城市的發展模式與過程;其次,還有深植城市結構的弱勢團體與不滿足架構。


極度全球,極度地方
然而,最重要的城市人物就是個人,他們遭受全球趨勢衝擊,但多數人都未注意到它們,或視這些衝擊為與日常生活、生存有迫切關係的個人經驗,如上商店購物、處理破輪胎、寄信、遛狗、串門子、上班,或是送小孩上學。而典型城市管理人所尋求的,就是確保這類日常經驗能暢行無阻。至於其中的每一個小要素,都有改善的可能性。

紋路導盲磚──日本
導盲磚,就是其中一個負責、且顧及社會各階層的規畫範例,就是導盲磚。在日本許多城市,人行道都嵌有具特殊紋路的地磚,以引導盲人沿著安全路線行走。而紋路變化意味著方向改變、有階梯或障礙物。此外,他們也習慣標示月台邊緣,以協助那些明眼人。由於各地紛紛仿效,這做法在歐洲與北美城市愈來愈普遍。(資料來源:全球創意銀行)

不過就地方層次而言,較大的議題仍有其影響。城市內的日常交易如今涉及跨文化差異的協調,包括從享受異國美食到與觀光客分享空間等;也因此,更多的遠距互動與更多的地方、傳統互動,並行於城市、地區或街道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城市日常生活是互動的綜合,形式與程度不同,地方與全球兼容並蓄。

我們有連繫、機動的能力,但相對地也喜歡落地生根的安定感。眼前的環境製造了每小時、每天、每週的迫切需求;就在我們碰觸一個按鍵時,還有無數未連結的資訊與構想可茲利用。猶如在較大的領域中,像維修下水道、清除街上垃圾,或減輕住在吵雜街坊旁的煩躁與憤怒等,在在需要創意對策。

城市問題是由個人經驗的困境造成的,而這困境是較大共同經驗的一部分,也就是在這兒,個人陷身於城市的公共生活中。

國家與跨國金融、經濟及政治架構涵蓋了這城市生活,並擁有個人無法控制的動能。它們廣泛影響個人生活,使人在由公立或私人組織掌管的代議,或政府架構下,淪為既無能為力,又心不甘情不願的參與者。或許對創意行動來說,重建這些連繫正是首要課題。

採用福利智慧卡來減少複雜的官僚體制──墨西哥坎佩切
墨西哥東南部的坎佩切(Campeche)藉由採用個人福利智慧卡(Welfare Smart Card),以大幅簡化負責處理十八個攸關社會、經濟邊緣團體補助計畫的複雜官僚制度。

這計畫藉簡易性減少了疏離感,並由於卡片是在諸如衛生所等特定地點加值,因此有助於全面提升健保。個人若要加值卡片,就必須接受定期、預防性的健康檢查。(資料來源:全球創意銀行)

城市管理人的困境
城市管理人的工作吃力不討好,要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角力,還有環環相扣的問題。至於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涉及以政治、社會、預算分配來滿足個人願望,而面臨一連串棘手的策略困境。城市管理人的問題包括:

●人人都想要車,但若未徹底改造汽車,污染問題只會有增無減,更別說是如光、噪音、交通阻塞,還有停車問題等環境污染了。
●開發商的需求會導致摩天大樓擋住光線,或是扭曲歷史性城鎮景觀。
●缺乏資源與草率可能使土地埋在層層柏油之下,導致自然景觀每況愈下。
●廢棄物可能酸化大氣,或毒化供水,而這環保問題可以說個不停。

連結垃圾回收與教育──印度邦加羅爾
在邦加羅爾(Bangalore),一項資源回收的創意與公共教育、衛生、經濟和反社會排斥計畫相結合,藉以建立可多元永續的創舉。市政府鼓勵市民將垃圾乾溼分類;而之前多數為孩童,並暴露在致命高風險下的邊緣「拾荒者」,就受訓成為「資源回收者」。他們騎著三輪車,回收垃圾以賺取薪水,並培養出識字能力。

廚餘在市立公園成列的坑洞中製成堆肥,等一段時間再出售;而乾垃圾則以合理的價格賣給當地產業。至於污穢/有毒的廢棄物,則由市政府安全地處置。這流程由市民論壇監督,以確保並維持地方運作。而由市府員工、衛生與教育人員組成的市級委員會,也就是斯瓦希馬那(Swabhimana),則負責繼續這項創舉,以作為全市廣泛、協調性策略的一部分。(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居署(Habitat))

隨著城市突破原有的桎梏,問題也變得幾乎不可能因應:在馬尼拉,光是進出郊區,來回可能就要花八小時。而這類額外的壓力與負擔,大都由那些無法住在活動中心附近的赤貧者所承受。這類對貧窮、失業的挫折感,可能令人沮喪、絕望,而這種厭倦可能使整個地區變成惡性循環不斷的貧民區。另一方面,如富比士(Forbes)在馬尼拉般,富人也建立專屬住宅區,以保護自身不受自認為或實際的貧民威脅。這種狀況若在某些地區變得比其他地區更極端,那中產階級、勞工階級和我們如今所謂的「社會邊緣人」(socially excluded)之間,就會形成與日俱增的差距。

藉由創意活動重建旅客社區──愛爾蘭都柏林
每座城市都有包括旅客、佔屋族、遊民等的流動族群。而十個女人的個人發展路線,卻成了愛爾蘭都柏林郊區再造旅客社區的起點。這群女性亟需較好的生活條件:既有的環境既不衛生,破壞惡行又猖獗;當地沒有廁所或公共照明,一個自來水龍頭卻要供四十戶人家使用。當地預定要重新開發,但地方當局並未徵詢社區的意見。這些女性透過製作模型、戲劇、刺繡、陶藝、拼布、攝影、錄影、識字、學習數學等一連串增強能力的活動,規畫出一個新場所,並以這設計製作出模型和拼布。此外,她們運用攝影與錄影來記錄這計畫,並說服議會官員發展自己的設計。由於當地社區有強烈的歸屬感,這地區成了旅地設計的模範,並保持得十分良好。現在,這群名為「客朗達金旅客發展小組」(Clondalkin Traveller’s Development Group)的團體得以擴大豁免(稅捐),如今在社福、住宅與衛生、讀寫發展、青少年與兒童專案上提供諮詢服務。

資料來源:1998年,規畫旅地(Planning a Traveller’s Site),都柏林「人人社區藝術」(Community Arts for Everyone)。席米恩.史密斯(Simeon Smith),Community Arts for Everyone, 23/25 Moss Street,Dublin 2。電話:353 1 677 0330;E-mail: cafe@connect.ie

在諸如紐約的皇后區或布魯克林區,巴西的貧民窟,以及南非的有色人種城鎮等地區,當道的往往不是最強的,就是最暴力的人。這既有秩序的瓦解可能令民間社會世代窒息,而從獨立行動裡,卻可能產生許多創意對策。世界各地都有範例證明,縱使如這類可能分崩離析的溫床,也會出現建設性的答案。這些地方幾乎都有勤勉的社區領袖、年輕職工、牧師、富遠見的男女,只要給予機會與支援,他們就能著手處理問題。然而,這類機會卻遭到既得利益、僵化的官僚體制、貪瀆,或是亂政所扼殺。當控制權掌握在少數利益份子手中,而公眾利益成為私人貪婪的犧牲品時,其對策將會製造更多問題。

經由了解各年齡層,學習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美國紐約
對安定的城市生活來說,傳統社區日漸消失,使得跨世代的了解變得舉足輕重。銀髮族在城市中往往失去工作、收入、受尊重與權威,並變得日益孤立。十幾年來,「銀髮族共享藝術」(Elders Share the Arts, ESTA)計畫不斷在布魯克林、紐約從事連繫文化與各世代的跨世代工作,而這也成為它成長最大的領域,並獲得驚人的成果。其中一項專案名為「為何要投票?」它使布魯克林公理教會高中的學生,還有布什維克社區圓桌老人中心的老人同心協力,共同製作一齣有關選民教育的戲碼。戲中除了一連串歌曲與獨白外,還對比了在南方鄉間爭取選舉權,以及今日城市對投票冷漠的選民教育史。而這一切素材的根據,都是以銀髮族與年輕人調查可靠的消息來源,從中分享真實故事的生活經驗為本。

「珠璣」(Pearls of Wisdom)是ESTA旗下的組織,由各社區遴選的銀髮說書人負責收集故事,並向他人轉述。「珠璣」廣泛在紐約市巡迴說書,並提出諸如「何謂社區?你如何定義?你要如何加以落實?」等問題。他們在最近的「學習看」(Learning to see)專案中,讓一群老人和年輕人各畫一幅地圖,以描繪街坊中對他們別具意義,但又截然不同的地方;例如,其中一組是診所,而另一組則是錄影帶出租店和學校。他們在討論自己的區域時,會畫出合成地圖,以作為願景練習的一部分。而其中所畫的,就是他們想在街坊看到,繼而進行遊說的改變。

聯絡:Elders Share the Arts, 57 Willoughby St., Brooklyn, New York 11201。電話:718 488 8565;傳真:718 488 8296
資料來源:創意社區(Creative Communities)

過去三十年來,許多城市湧入來自世界各地的大批人口,速度之快,有時會位原社區製造不安、恐懼,甚至種族歧視。在有些案例中,移民人數之多,使他們本身在缺乏歸屬感的情況下,於新環境中隨波逐流。尤其是移民從原本的鄉村生活,突然投身先進的工業化社會時,狀況更是如此。由於科技進步,北半球人民已體驗到同樣瞬息萬變的狀況。在這世界裡,傳統──縱使是那些新建立的傳統,都成為穩健生存的骨幹。然而,在城市化的議程事項上,關注文化認同與表現,卻是最枝微末節的事。無論個人如何適應、協調、選擇,這些全都是文化問題。以往我們的文化與社會價值觀,有的是時間去培養並熟成;如今變化的速度可能令人難以招架,因而導致反射、衝動的反應。

最後,便很有可能將管理權責委託給那些直接受到影響的人。由於當事者不了解必要的學習過程,因此,委外解決問題會導致對策無以為繼。因之社區內部的教育、自助與工作之重要性,也就不言可喻了。

郵差也能收垃圾──芬蘭米凱利
由於成本昂貴,資源回收計畫並未納入芬蘭米凱利(Mikkeli)這類小村落裡。然而,當地卻為資源回收設定嚴格的目標:應該利用七成的廢棄物。這中心思想很簡單,那就是人煙稀少區住家的廢紙,應該讓郵差來回收。這項實驗計畫旨在發掘其中的後勤潛能,還有了解能回收多少廢紙。每家都收到一個布袋,而每星期要將它放到信箱旁一次。

這項實驗計畫在報導時很成功,似乎得以回收近八成廢紙,而這套系統可能也適合回收其他資源。其中主要的問題在於成本,由於回收廢紙的獲利還不夠,因此米凱利尚未付郵局服務費。(資料來源:霍爾與蘭德利,1997)

儘管這些挑戰涉及重疊性議題,但置身這洪流之中的卻是城市管理人,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土地利用規畫者。有些城市透過共同決策架構,或綜合小組的機制,來整合種種反應,但多數還是逐一地解決問題。就業、教育、住宅、犯罪、社會福利、衛生與文化,無不環環相扣,尤其,大家認為這些要比實際狀況更可能影響自身行為,特別是犯罪一項。

住宅與土地利用呈現出某些最棘手的問題。住宅市場可以有多好的發展?量足夠嗎?是否有充分資源來維持品質?從自宅擴建、大規模建案,到零售開發案,或是變更使用模式,都需要不斷協商。曾經有一段時期,大家視工業為髒污產業,而這產業也確實製造了空氣與水的高度污染,因此基於環境衛生因素,得要維持工作、生活和休閒彼此隔離,但實際狀況已未必再是如此了。從製造業過渡到服務業,帶來城市的新需求,可是要平衡舊產業的需要與更新的渴望,卻是難如登天。

城市管理人要如何既鼓勵新投資與開發,又可維護到那些未蒙受變革之利,甚至因此失業者的利益?多方剝奪製造了「沉淪社區」(sink estates),幾乎所有的人、事、物都被拖下去。然而,解決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以避免製造「雙城」(dual cities),並不單是任何一個部門或公家機構的責任。

城市管理人要如何在這些問題,還有吸引野心家的需求之間求取平衡?城市是品牌,需要魅力、風格與生氣。而這意味著要有吸引人的商業區,其中不僅有品牌名店,更有生氣蓬勃的文化、體育和商業活動。不過,這可能導致他們自身的緊張:何謂精緻與流行文化、市中心和邊緣區、旅客及居民間的適當平衡?城市有許多利害關係人,地方當局的角色愈來愈加強於建立、經營,並推動合作關係,以提出對策。

這意味要與遊說、既得利益、選舉活動等彼此角力的團體打交道。例如,與道路拓寬相關的住宅方案,就可能使房地產開發商,以及由當地居民組成的保守團體彼此產生歧見。我們知道,人們討厭阻塞但喜歡汽車,就算管理人要增加其他交通方式的吸引力,手中資源也寥寥無幾。城市管理人了解,許多夢寐以求的結果都與改變行為有關,如住在商店樓上,還有提高居住密度等,而這幾乎是他們無力左右的。

最令城市管理人頭疼的,便是明知某些問題超出一個城市的控制,還要平衡這些需求,並盡量利用手邊的預算。最後,無論問題有多大、多複雜,富創意的因應方法多少總有助益。

創新設計引發對教育的投入︰為貧民窟兒童設立笛帕拉亞學校──印度新德里奧克拉
笛帕拉亞(Deepalaya)學校並不是在一間間教室裡,藉由拘泥形式的教育,來壓抑奧克拉(Okhala)「貧民區兒童」的想像力,反倒是以新奇的原料,加上引發兒童想像力的創新設計來興建校舍。大膽的色彩在諸如貝殼、預鑄式磚塊等低價新材料上揮灑,以某種奇幻的方式,來建造種種引人入勝的外觀。因此,社會邊緣化兒童對教育的反應增強,他們比較喜歡上學了。此外,這些兒童的教育也有所提升:一旦上了學,就比較可能學習。他們藉由利用創新、具成本效益的設計方式與材料運用,來改變態度及行為,繼而相當輕易地達成社會永續發展的理想。(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居署)

赫爾辛基︰發掘潛藏的資源

過城市生活意味著與矛盾共生。赫爾辛基有一部分藉由在安全架構內,製造種種「意外」;它似乎在男女的優先,對安全的希望與對文化刺激的需求之間,成功地保持了平衡;它也在對自身歷史的意識,以及對現代化與創新的渴望間求取平衡。此外,形成赫爾辛基整體文化的,還有更根本的兩極化事物,如冰雪及蒸汽浴冷熱兼具;孤寂和芬蘭探戈;明與暗;陸地與海等。這是種現代城市文化,但卻有鄉村社會的根,也就是根植於自然界的文化。赫爾辛基支配這些看似矛盾的能力,正是一種可茲利用的資產。不過,外國人對赫爾辛基的印象仍相當刻板,在他們心目中,赫爾辛基「寒冷」、「遙遠」、「陌生」,「陰暗」並「神祕」。然而,當遊客到赫爾辛基時,印象卻大大變好。赫爾辛基不如他們想像中冷,縱使在寒冷的天氣中,也有出乎意料的事可做,當地不僅熱情洋溢,也充滿「野性」。儘管赫爾辛基的行政措施過度依賴歷史前例,發展時分工過細,並害怕組織變革,但仍能欣欣向榮。雖然如此,一切出乎意料與預期外的事都能找到容身處。

光之力
在試圖探究要如何以赫爾辛基既有的創新傳統為基礎,進一步開發當地特有的文化資源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經常有人提起季節性憂鬱症(SAD),這種缺乏光線症候群可能導致憂鬱,在極端的狀況下甚至是自殺。然而,當雪花紛飛時,便會令人體驗到芬蘭冬季的神祕美感。隨著北極光照亮北方天空,赫爾辛基的生活也跟著改變。孩子在夏季游泳的地方溜冰,人們在夏天採莓果的地方滑雪。冰雪與光線照亮了長達五個月的冬季,;這明與暗、歡樂和憂鬱的兩個極端相當顯而易見。五一勞動節的狂野轉變,顯示黑暗的長冬已逝,而夏季狂歡則讚頌光明的喜悅。然而,隨著11月白晝縮短,尚未降雪以反映短暫的光明時刻,活力也逐漸為較憂鬱的氣氛所取代。

我探索以各種形式出現的光,隨即注意到諸如耶誕節前在窗邊點蠟燭、露西亞(Lucia)燭光遊行、墓穴祭燭、獨立紀念日張燈結綵等傳統。此外,我也注意到,儘管芬蘭的照明設計走在尖端,但並不如義大利設計般知名。依我看來,為期兩週的冬季光之節慶,正得以將黑暗的缺點化為優點。同樣的,這構想也順著傳統的潮流走。第一次「光之力」在1995年11至12月間推出,從此就成了一年一度的活動。最初它是以3萬英鎊的資金小規模舉辦,但從那時起,便出乎意料地成長了十倍。

「光之力」(Valon Voimat)玩弄明暗間的矛盾,而這正是將赫爾辛基營造為四季之城的一部分構想。它不僅讚頌黑暗中的光明,有時使部分設施成為永久性建築,也發出動人的號召,要大家認真看待照明。這富創意的構想是從中央車站廣場散發光線,加上利用郊區到市區的燈籠專案與遊行,透過光線的象徵性,來連結市內不同地區。

「光之力」是項統合性的發展,匯集了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等各式因素,登場後隨即成為推動文化規畫構想、觀光勝地,以及全盤性照明策略的範例。從商店、藝廊、街道、公園、博物館,甚至到工廠與建築工地,幾乎任何設施都能充當節慶的場地。如今這節慶不僅衍生出一整系列的地方專案,最近也吸引了來自布達佩斯、倫敦、伊斯坦堡、奧胡斯(Aarhus)、巴塞隆納等地的國際合作,同時更成為赫爾辛基的商標。

在11月下旬來到赫爾辛基的遊客,既可以在貿易展中欣賞新照明,又可以聽取探討燈光與照明等議題的座談會。猶如環保照明等範例,斯坎諾(Skanno)的「燈箱」(Light Box),一種能抗季節性憂鬱症的家庭照明設施,也和其他新發明同時展出,而這全是「光之力」的經濟面。無論是建築、公共場所與安全島,都有燈光照明,並變換顏色,令人聯想起新年期間的香港。1996年,有些藝術系學生提出一個構想,那就是讓乘客搭黑暗電車,遊覽沒有燈光照明的街道,以眺望這大放光明的城市。這錯綜複雜,橫跨觀光、文化、形象營造的「光之力」,賦予了赫爾辛基不同的風貌。節慶負責人艾塞.卡爾斯坦(Isse Karsten),更藉由各行各業人士,促進了包容性與參與感;儘管策畫小組與某些世界頂尖的照明藝術家合作,研擬出一項核心計畫,但卡爾斯坦仍歡迎當地人提供意見。例如,普伊斯托拉(Puistola)居民便利用冰製燭臺,使公寓中庭顯得生氣勃勃;而在學校課程中,鼓勵孩童製作各式照明,尤其是在郊區,更進一步反映出教育和社會面。

這專案最初由飛利浦公司贊助,如今已由公私雙方攜手合作,這在制定專案的當時,對赫爾辛基而言是很不尋常的;然而,這預示未來許多藝術活動都會以此一方式贊助。

「光」是赫爾辛基的新商標,這節慶已成為年曆上的固定活動,也是赫爾辛基2000年歐洲文化城市(European City of Culture)計畫的核心要素。它促使市府官員和私人企業以創新的方式,去思考燈光,還有它的力量與影響。

就事後諸葛來說,由於光是芬蘭傳統的關鍵要素,因此以它為資源或許顯而易見,但觀念上得以突破卻在於:建立了一個能利用這資產的架構。這屬於某特定節慶的架構兼具經濟與文化面,富有充分的彈性,足以創造讓他人也能通行,並追求自身道路的管道。
資料來源: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30478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