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戰勝沈默……耀德集中營仍繼續存在,而且運作完全正常。僅僅閱讀本書,就是對這些事實的撻伐。──《金融時報》
《平壤水族箱》是我讀過最懾人的回憶錄。做為北韓此類記敘的創始之作,它注定要成為經典。──張純如,《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
在我的總統任期內,《平壤水族館》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之ㄧ。──前美國總統小布希

2000年首先以法文出版,
成為第一本揭露北韓集中營生活的脫北者回憶錄


南北韓分裂後,姜哲煥的祖父母放棄在日本豐衣足食的生活,義無反顧地遷回朝鮮報效祖國。九歲那年,受祖父犯「最重的叛國罪」牽連,姜哲煥一家旋即遭當局以政治犯家屬的名義,押解至北韓最大、監禁十幾萬政治犯的「耀德集中營」。
十年勞動改造,姜哲煥最深刻的體悟竟是:「人有作惡的無限潛能。」
在耀德,姜哲煥忍受恥辱、毒打、飢餓,以及無止盡的苦力勞動。求生的本能讓他性格丕變,學會了耍詐、偷竊、陽奉陰違,失去對他人憐憫與同情的能力。集中營卑劣的生活,逼著適應不良的囚犯自尋短路,姜哲煥的父親與四叔就因熬不過低潮,試圖結伴上吊。至於祖母,身為社會主義的虔誠信徒,轉變也最為劇烈。耀德不符人道精神的罪行,破除了她對金氏父子的迷思,看清北韓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人間天堂」,反而更像由希特勒主宰的世界。
幸運獲釋後幾年,姜哲煥因非法收聽南韓電臺廣播,二度面臨勞改威脅。走投無路,他決心逃離地獄的魔爪,抵達旅程終點「大韓民國」重獲自由的那一刻,姜哲煥忍不住流下喜悅的淚,亟欲將北韓同胞所受的苦難與壓迫公諸於世。殊不知國際社會乃至同為大韓民族的南韓人,對北韓當局和集中營內侵犯人權的惡行惡狀,似乎無動於衷,脫北者的懇求得不到任何迴響。

來到首爾不久後,姜哲煥與在人權組織任職的李古樂結識。李古樂深信北韓政權之所以能為所欲為,部分因北韓老百姓與外界完全隔離,部分則出於國際社會對北韓政權罪行的一無所知。他建議姜哲煥現身說法,揭露北韓人民在金氏父子高壓統治下的生活實況。2000年,姜哲煥的遭遇終於在西方世界曝光,就連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也深受感動與啟發。2005年,小布希邀請姜哲煥到白宮討論北韓問題的解決之道,並在2010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中表示:「在我的總統任期內,《平壤水族館》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之一。

姜哲煥現定居南韓,任《朝鮮日報》統韓問題研究所記者,並持續聲援關切北韓境內的人權侵害問題。

作者簡介:
姜哲煥(강철환,1968年生)
脫北者。年少時曾被北韓當局關押於耀德集中營達十年。獲釋後幾年決定逃往中國,並輾轉抵達南韓。目前定居首爾,為南韓《朝鮮日報》的記者。
皮耶.李古樂(Pierre Rigoulot)
法國人,揭露全球共產政權罪行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編者之一。

譯者簡介:
鍾玉玨,臺大外文系畢,夏威夷大學傳播系碩士,目前擔任國際新聞編譯。譯作涵蓋政治、經濟、心理、管理,譯有《無敵》、《活出歷史》、《我的一生:柯林頓傳》、《失業並非壞事》等。
此外,本書亦要感謝臺大外文系翻譯學程學生林志嘉、施行一、周詩瑋鼎力襄助。

內文試閱:
第四章
九歲就進集中營


祖父比過去更加不安與沉默寡言,但仍是全家的支柱。他的濃眉、睿眼、宏亮嗓音,以及平壤勞動黨幹部對他的恭敬態度,全都讓我著迷不已。地位崇隆無損他和我之間的祖孫情。週日散步時,祖父會以神祕語調跟我透露過去在京都的生活:他為了準時完成第一筆訂單,在珠寶店熬夜到天亮;他坐鎮米倉,不讓對手有覬覦的機會;賭場事業的一鳴驚人;以及賭桌上的財富如何在幾分鐘內大起大落。這些故事有如源源不絕的驚喜。我聆聽祖父,被故事背後的推手與主角催眠。我深愛祖父,從沒想過祖孫間的對談與週日漫步,竟有劃上句點的一天。

一九七七年七月,祖父突然人間蒸發。某晚,他下班後沒回家。警方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祖母不斷打聽,祖父工作部門的幾個長官才鬆口,說他為了一件要事臨時出差。出差令由勞動黨直接下達,祖父獲悉後立刻就啟程了。他們再三向祖母保證:「你下禮拜來,就會有新的消息。沒必要擔心。」祖母對出差的說法持懷疑態度。她很暸解祖父,他絕非出遠門不吭一聲的人。過了一週,政府當局要她繼續等待,但她忍不住,又跑去祖父的辦公室打探。辦公室的接待僅僅增加她的焦慮。每個人似乎光聽到祖父的名字就尷尬不已,對這件事情三緘其口。無論到哪,祖母得到的回應總是焦躁不安的靜默,讓她處處碰壁。

我父母懷疑,祖父神祕失蹤可能是「國家政治保衛部」在背後搞鬼,但連他們自己都不敢承認。祖父失蹤前幾個月,父母有幾個朋友也是無緣無故就失蹤了,然而我們全家人(尤以祖母為甚)寧願往好處想,認為其他人不能和祖父相提並論,畢竟其他人消失一定是因為密謀策反,或者販嚇了其他的滔天大罪。我們之中沒有人敢面對祖父可能被祕密警察帶走的可能性。我們心知肚明,祖父從來沒有辭不達意的困擾,而且時常火力全開地批評黨官僚及其管理方式。我們也明白他鮮少出席勞動黨會議或集會,但祖母出席的次數應該多到足以彌補祖父的
份吧!再者,難道祖父一直以來沒有謹守本分做個誠實的好公民,將他的一切全託付給黨嗎?他從日本一返回北韓,難道沒有把鉅額財富全交給政府嗎?難道他沒把一切(包括他的富豪汽車)都交給黨嗎?

祖父失蹤後幾週的某天,我在大同江邊玩耍。幾個朋友來找我,告訴我有一群人正在我家。困惑的我趕忙起身,朝家裡跑去。根據朝鮮傳統,進別人家前必須先脫鞋。不脫鞋,代表看不起或不尊重你的東家。我大吃一驚地發現客廳人滿為患,然而玄關前的鞋子卻跟平常一樣多。這是什麼意思?我想上前一探究竟,可是客廳人多到沒有我立足的空間。除了父親、母親、祖母、妹妹之外,其他人我從未見過。四叔是唯一不在現場的家人。四叔未婚,跟我們住在一起,但那幾天他去咸鏡南道參加研討會。這些人到底是誰?我向爸媽用力揮手,平時見到我都很開心的他們,此時卻反常的保持距離,彷彿無暇理會孩子吵鬧的高傲大人。母親邊嘆氣邊反覆說道:「但我們到底怎麼了?但我們到底怎麼了?」(好像真有人會回答她一樣)我鑽進人群,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結果看到三名穿制服的男子翻箱倒櫃,旁邊還有第四個人在作筆記。這是什麼特別的大事嗎?他們怎能穿著鞋子在室內走來走去?這才是最令我感到不可置信的事,可是當我試著告訴母親這個情況時,她卻都不理我。

我們的公寓有四房一廳。最小的那間房裡,存放著這些年來祖父母託日本來訪親友幫忙帶的禮物。這些私藏的珠寶、服飾和手錶,是他們替四叔準備的結婚聘禮──儘管四叔何時會步入禮堂還是個未知。(在韓國,提早好幾年開始準備孩子的婚禮並不稀奇。)這間房裡也放著父親工作用的各式相機與暗房用具。四名保衛部人員看到這些寶物,見獵心喜。前陣子有人「鼓勵」我父母,將其中一臺相機當作禮物送給政府,但父母總能找到理由推三阻四。這次,四名保衛部人員肯定會不客氣地占為己有。後來,父親告訴我,他們在房間一角開的祕密會議;發現結婚禮物時,臉上裝模作樣的義憤填膺(彷彿父母是走私或藏匿贓物的罪犯);在心神不寧的父母面前明目張膽地瓜分戰利品,藏不住眼中因垂涎不已、大喜過望而迸發的花火。

接著他們走向家中其他地方,三人東翻西找,第四人依舊負責記錄。清點進度十分緩慢,眼看情況似乎與我沒太大關連(至少他們對我的水族箱興趣缺缺),我很快便感到厭煩,於是找妹妹美湖一起玩,懶得理會後續發展。我和美湖跑來跑去,在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廢墟」中嬉鬧。我開始在父母的日本大床上蹦蹦跳跳,還慫恿妹妹一起加入。父親雖看到我們在胡鬧,卻未出聲制止這項平日做不得的禁忌遊戲。得意忘形,我愈跳愈高,直到床因不堪折磨理所當然地壞了:我已記不得壞的是床墊裡的彈簧,還是床架。我和美湖當場愣住,知道自己闖了大
禍,父親仍舊不發一語。我不曉得妹妹當時怎麼看待父親的放水之舉,但我感覺很不對勁。一切秩序全亂了套。我還不至於擔心,但開始感到某種說不出的不自在。關於不自在的形貌和原因,我還真是摸不著頭緒,或許這就是我記憶老缺一塊的原因。

然而,初次聽到「耀德」的那一刻,我可是記得清清楚楚。母親看到其中一位保衛部人員翻揀自己的貼身衣物,而且丟得到處都是,忍不住提高音量。負責記錄的那位大發雷霆命令母親閉嘴,然後掏出一張紙,大聲唸出上面的文字。根據該文件的說法,祖父犯了「最重的叛國罪」,後果就是祖父一家人──也就是所有住在這屋簷下的人,都得「立刻」送往耀德管束。我從未聽過耀德這地方。我身邊的人聽到耀德彷彿失了魂,好長一段時間說不出話,然後他們痛哭失聲,開始緊握彼此的手。為首的那位眼見自己恫嚇見效,忍不住沾沾自喜,命令其他人繼續抄家。他們將屋子翻天覆地搜了一遍,連床組、衣服、床墊,廚具都不放過。我看得一頭霧水,不解他們翻鍋碗瓢盆或我的玩具箱到底想找什麼。清點作業終於在凌晨三點告一段落。保衛部人員自訂了一套遊戲規則──少數戰利品歸政府,多數放進自己口袋。父親的攝影器材與歐米茄腕錶、母親與祖母的珠寶、四叔的結婚聘禮、日本製彩色電視機,全被這些人暗槓了。實際進入國庫的品項不到十分之一。

那夜的其中一幕,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祖母與保衛部人員正面交鋒,他們脅迫祖母簽署一份文件,但祖母執著地指著幾行文字,堅決不從。他們隨便說了幾個理由敷衍祖母,語調時而冷靜收斂,時而張牙舞爪。突然間,祖母伸手拿了一枝筆,在那份文件上簽名。接下來的事我看了大為震驚:祖母才一簽完,幾個大男人便抓住她,將她軟禁在一個房間裡!

破曉時分,我得知全家即將出發,前往那個讓父母聞風喪膽的陌生地點,而我並沒有那麼絕望。我把這一切當作搬家到鄉下,當作一場冒險,可為生活增添一點刺激的可能。老實說,我對這想法感到雀躍,唯一掛慮的是如何將水族箱的魚一併帶走。就某方面來看,下放耀德和搬家差不多。畢竟我們並非罪犯,而是罪犯的家屬,所以會得到多一些仁慈的對待。祖父是工作到一半被保衛部直接帶走,押至苦役集中營,連整理行囊的機會都沒有。他的命運和在蘇聯或納粹德國被捕入獄的許多人一樣,我後來透過閱讀知道這些人的下場。至於我們,起碼還獲
准攜帶最低限度的家具、衣服,甚至還能帶食物。表面上,我們不過是被政府下放至荒郊野外,但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鐵絲網、營房、營養不良與粉碎意志的工作,在在顯示這裡是不折不扣的勞改集中營。集中營的編制以「家」為單位,足證即便在所謂的共產國家,儒家傳統依舊根深蒂固。然而,該政策並不改變集中營的本質。政府把我們一家送到遠方,是希望透過工作和學習重新教育我們。由於和罪犯朝夕相處,受到反動意識型態的汙染,因此我們這些非罪犯,被監禁在專為「猶可救贖」案例設計的集中營。

搜索結束後,祖父辦公室的幾位同仁一早就來家裡協助父母打包,他們大概是接獲官員指示;保衛部人員一心只想儘早收工。祖父的前同事看似樂於伸出援手,但這份好心不太可能出自他們本意。向犯罪家庭釋出善意十分危險。確實,自保衛部人員登門後,僅一人鼓起勇氣到我家拜訪,一位和我們住在同一層樓的老太太。她敲敲我家的門,從打包箱子間挪進瘦小的身軀。她對每個人微笑,也向保衛部人員禮貌地打招呼,儘可能低調地隱沒在人群中。然後,她不動聲色地挨近祖母,低聲對她說:「我的朋友,妳一定要堅強。拿出勇氣……絕不可輕言放
棄。妳知道自己的丈夫清白無罪,所以千萬別自責。聽我最後一句勸:遇到難關時,想想兒子女兒、孫子孫女,妳一定會撐過去的。」當全家的細軟依序塞進官方分派的五大木箱時,我瞥見妹妹手上拿著她最愛的洋娃娃,突然靈機一動:我拿了一個水族箱,匆匆放進幾條我最漂亮的魚,然後學妹妹緊抱著心愛的玩具不放。一位保衛部人員看到我,用下巴指著我的水族箱,說想帶「那玩意兒」離開,門兒都沒有。陌生人憑什麼用這種粗魯的口吻命令我。胸中怒火頓起,我恣意地大吵大鬧,逼得他讓步。眼框淚水漸乾,但沒帶走的魚兒還是讓我放心不下。起初被告知家裡來了陌生人時,幾個損友說我可能會被送到「很糟的地方」,最好將心愛的魚分送給死黨。當時我並未把他們的建議當真,現在就要離開了,我真後悔沒有照做。

一臺卡車停在我家前面。警衛依序把已裝箱物品,以及保衛部人員看不上眼的小型家具搬上卡車,包括一張矮桌、一些廚具、一包重約六十公斤的米──集中營容許的上限。卡車嘎嘎作響的引擎聲,幾個家人的歎氣聲、此起彼落的命令聲,吵得鄰居不得好眠。週遭公寓紛紛亮燈。我看到有人倚窗盯著我們看,有些人則鼓起勇氣下樓,就近觀看發生了什麼事。逐漸聚攏的人群在安全距離外看著一切,警衛對這些圍觀者頗為感冒,盡可能加快搬運速度。父親想到幾件重要物品忘了帶,趕忙衝回家裡,在人群中引起一陣小小騷動。此景讓我想到自己最愛的漫畫書。和其他小孩一樣,我喜歡刺蝟大隊的征戰故事,內容講述刺蝟、松鼠同心協力,合力擊敗惡狼、老鼠、狐狸和老鷹等邪惡資本主義的象徵。我央求一位保衛部人員讓我回家找出這本漫畫書(應該是之前受不了我鬧脾氣而讓步的那位)。他受夠了我的任性,高分貝命令我上車。這次我真的嚇到,乖乖照辦。刺蝟大隊就這樣離我而去。幸好我還有心愛的魚。

家人依序爬上卡車坐在後面的載貨區,我很驚訝媽媽仍站在人行道上,一個人孤伶伶的。我始終記得她臉上深邃的哀愁,淚流不止。「妳不一起來嗎?」我問道。「噢,不是現在,我的寶貝。媽媽很快就會跟你們會合。」急著想收尾,保衛部人員不耐煩地附和母親的話,然後吆喝眾人手邊的工作不要停。心安了之後,我緊緊抱著水族箱。為了避免水溢出來,我在水族箱上加蓋一塊木板。最後一次跟母親話別後,我的心思轉向搭卡車兜風的全新體驗,這可是北韓老百姓一生少有的經歷。

可憐的母親!這一切勢必讓她痛不欲生。儘管她非常努力,仍無法掩飾心中悲痛。而她九歲的兒子什麼都不懂,興奮地爬上卡車,胸前捧著心愛的水族箱。這位母親不知道今日與兒女分別,再見面已是多年後。身為「英雄之家」的女兒,她躲過下放勞改的命運,但她的丈夫和孩子將在那兒度過十年。我們被監禁後不久,保衛部強迫她離婚,切斷與「叛徒」之家的一切關連。從頭到尾,沒有人徵詢過她的意見,甚至沒要求她簽名。她苦不堪言,在我們被監禁期間思念著她失去的家人。我後來才知道,母親一再懇求保衛部,希望獲得被關進集中營的許
可,只為和我們重逢。可是她的請求被認為有悖常理,每每遭駁回。

啟程時,天才破曉。我們搭的是蘇聯製卡車,馬力大,專門用來載運囚犯。北韓人稱它為「烏鴉」,是死亡的象徵。依據傳統,白色用於悼念,黑色用於喪禮。這是一臺有棚子遮蔽的卡車,旅程之初,我和美湖被命令不准向外偷看。直到車子駛進鄉間,警衛才允許我們自由欣賞外面的景色。卡車行駛在滿是輪胎痕的泥濘中,一路上搖晃顛簸。我還蠻撐得住的,只在意如何確保水族箱的水不要溢出,但美湖已開始嘔吐。祖母找了一個塑膠袋給她,然後在卡車地板上鋪幾條毛毯讓她躺下。我們從家裡搬到車上的木箱與家具在美湖躺下的「床」前。兩名備
槍警衛則站在底部監視我們。

旅途中,祖母曾詢問警衛會怎麼處置她的么兒,也就是我家當時唯一不在場的成員。她說四叔是無辜的,他們沒有理由要逮捕他。警衛表示同意。現在回想起來,祖母一定是絕望到了極點才會病急亂投醫,她明知警衛無權做任何決定。她只是需要安慰,或許她的確從警衛口中得到一些慰藉。不過,當我們詢問營區所在位置時,警衛一律回說不知道。即便如此,他們曾試著提振我們的士氣,甚至釋放些許善意,但始終堅稱不知集中營長什麼樣子。其中一人表示:「我只知道那裡沒那麼糟,你們會平安無事的。」

警衛的職責顯然是讓我們保持鎮定。大家都知道,落入這種遭遇的人,有時寧願選擇自我了斷,警衛可不樂見。自殺是抗命行為,代表對勞動黨擘畫的未來喪失信心。警衛的加油打氣,不過是想趕在烏托邦神話破滅之前,將我們送達集中營。可惜這既止不住祖母的淚水,也無法讓父親脫離深陷的陰鬱沈默。他是不是在思念妻子?回憶京都的住所?與朋友學攝影的快樂時光?還是祖母當年毅然離開日本回祖國投入革命的決定?自從祖母做出他無從置喙的決定,生活的一切都變了調。在他眼裡,下放勞改肯定就像朝地獄又邁進了一步。

父親坐在我面前,雙眼空洞無神,被思緒吞沒。又向前駛了一段路後,卡車停了下來,其中一位警衛跳下車。約莫一分鐘後,他護送一位和祖母年紀相仿的老太太上車。她衣著整齊,一身黑,連件行李都沒有。我們猜她應該是警衛的友人或親戚,順路搭個便車。起初她靜默不語,十五分鐘後終於開口,然後就再也沒停過。原來,她也要被遣送耀德。她的故事和我們大致相同,從決定離開京都返回北韓,到丈夫莫名失蹤被控為間諜。她沒有孩子,如今再沒人可以仰賴,無法理解為什麼自己要被帶走。她開始數落勞動黨,兩位靜靜站在一旁的警衛命令她閉嘴,但她不理會,降低音量繼續批評。警衛只想省麻煩,假裝充耳不聞。

「我在那裡沒有小孩和先生陪,要怎麼撐下去?」她反覆的問。

「若我們被送到同一個營區,你可以仰賴我們。我們一起互相扶持。」祖母回道。

她向祖母致謝,緊繃的神經稍稍紓緩了些。她帶了二十顆水煮蛋在路上充飢,現在正把蛋分給車上的每個乘客,包括警衛在內。我撥開水煮蛋,壓碎蛋黃打算用來餵魚。可我還來不及把蛋黃屑灑到水族箱裡,祖母一巴掌用力打到我臉上,命令我把蛋黃吃掉──這是祖母第一次動手教訓我。我大受打擊,但還是乖乖聽祖母的話,吃掉原本要拿來餵魚的碎蛋黃。時間過得很慢。為了打發時間,我爬上木條箱子,透過半透明窗戶往車外瞧。不過,大部分時間我都坐著,震懾於祖母給我的那一巴掌,因為我的魚死了好幾隻而悲從中來。我好想放聲大哭,但還是努力不讓淚水流下。我再度用木板蓋上水族箱,緊緊抱在懷裡,眼睛直視前方,強迫自己放空腦袋。卡車繼續在滿是泥濘的小路左彎右拐。這條戰略道路是之前日本人為連貫北朝鮮東西部所建的,路況是出了名的危險。一路上不斷顛簸,九彎十八拐,連我也忍不住吐了。終於在接近中午時分,到了位於林線以上九百多公尺的「越王嶺」(位於咸鏡南道耀德郡的一座山嶺),北韓人慣稱「淚之山嶺」,因為它是進入耀德的最後一段路。下午兩點,我們抵達營區邊界。卡車停下的那一刻,沒有一個大人願意向外看。長達幾小時的漫漫路程,他們多的是機會熟悉車外景色,但天知道現在往外看到的會是什麼。大人坐著不動,我也有樣學樣,於是我們全坐在那等待進一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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