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麥庫林,公認為當今世上最傑出的戰地記者。他的影像備受討論,他的作品連英國政府也畏懼,他的經歷令間諜小說作家約翰.勒卡雷大為折服;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比大多數小說、電影都精彩,卻又很少有男主角能如他一般剖析自己的黑暗與卑懦。戰火不曾擊倒他、軍方的格殺令阻止不了他,唯有良知令他退出了戰場。我們全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為只需憑著正直,便能理直氣壯地站在任何地方。但倘若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需要更多理由。假若你幫不上忙,你便不該在那裡。試著『拍下』和平吧,這其實比拍攝苦難影像更難,卻是一個改變當今好戰世界的辦

作者:
唐.麥庫林

譯者簡介:
李文吉,報導攝影與報導文學工作者,一九五七年生於台北三重,畢業於東海大學外文系。主要報導作品發表於《人間雜誌》。一九九三年以「我們的淡水河」獲金鼎獎雜誌攝影獎。曾擔任《人間雜誌》、《大地地理雜誌》、《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等媒體攝影記者、圖片編輯、資深撰述等工作。九二一地震後在石岡鄉協助重建與採編社區報,並在幾所社區大學教攝影。譯作有《紀實攝影》、《攝影與人體》、《攝影的哲學思考》、《紀實攝影》等。

內文試閱:
下文摘錄自第9章〈首次試煉〉。作者出第一次戰地任務。當時塞浦勒斯已獨立,境內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關係破裂。作者初試啼聲所拍的照片,為他贏得當時攝影記者的最高榮譽「世界新聞攝影獎」。

戰場一轉移,我就跟著往這兒跑,往那兒跑,到處跑。我繃緊了神經,感覺到自己完全被猛烈的戰況給圍住,肩上扛著沉重的責任感──作為現場唯一的記者,我一定要把眼前的事記錄下來,傳到全世界。我從這條街跑到那條街,設法不漏掉每幅重要畫面,並想辦法盡量靠近。結果是,我捲入了記者(尤其是拿相機的記者)絕對不願意面對的處境中。我有幾張照片是在狙擊手的射程內拍到的。

那實在很瘋狂。戰鬥持續一整天,我覺得好像過了一輩子那麼久。在某條街上,我看到收容無辜居民的電影院遭到猛烈射擊。我看到有人誤入戰場(這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跑進街角的商店。有些人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有個老婦人困在交戰雙方的火網中,旋即倒地,一個老人出來救她,我想是她先生,那看起來有如她只是帶著菜籃子跌了一跤。她躺在血泊中,而他也被同一個狙擊手射中,倒在她身邊。

我看到婦人頂著床墊擋子彈跑來跑去,就像她們戴著頭巾躲雨。

我心驚膽戰地看到一棟建築物抵擋不住戰火,裡頭防守的土耳其兵與居民如洪水湧出。婦女和兒童也開始跑了出來。我記得自己放下相機,衝過火線,把一個三歲小孩抱到安全的地方,他母親在他身旁尖叫。幾年後,我發展出一套守則,好在戰場上把自己拉回去拍照。但當天工作時,我沒有理論可循,一切全憑直覺。

我了解塞浦勒斯衝突的部分起因,也想藉由那張槍手照片表現出來。那只是東地中海地區大鬍子式、半黑道的種族仇殺暗流,或人們所說的男子氣概。在這裡,情況非黑即白,只有情緒上的事實,沒有值得懷疑的灰色地帶,或需要考量、同情的問題。這種易受挑動、以侵略與復仇自豪的男性驕傲與尊嚴,原本就已一觸即發,如今全都在豔陽的熾熱中付諸行動。

然而,跟那場槍戰比起來,更令我永誌難忘的是我與戰爭大屠殺的首次平靜相遇。事情發生在一座土耳其小村落,名為阿伊歐斯-索左梅諾斯,離尼科西亞約十五哩,裡頭都是石屋與泥屋。我在村落外下車時,看到牧民正把牲畜趕出村子放牧,四周非常安靜。我拍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大約十八歲,戴著頭巾,手上拿著雙管散彈槍。她莊嚴地走開,頭抬得高高的。我聽到遠處的哭聲,也聞到燒焦味。我察覺出附近有人死了。我聽到人聲,便爬上小丘找人。幾個英國士兵站在一輛裝甲車旁,我走上前去說「嗨,嗨」,彷彿我是在山默塞鄉間散步後遇到他們。

其中一個士兵說:「早,想看看死人嗎,兄弟?那邊有一個。被散彈槍打中臉,不是很好看。」

我心想,天啊,我有膽子面對這個狀況嗎?我走到那人腳前。他雙腳張開,而我的眼睛順著他的身體看到他的臉,殘存的臉。我看到深棕色的眼睛直瞪著,有如看著天空。我回想起父親過世時。我心想,死亡就是這樣。我心想,這很糟,但還不算太糟,我還可以忍受。

我走開時,那個士兵說:「喔,那屋子裡還有兩個。」我走到那石屋邊,敲了敲窗子。一片死寂。我轉了門把,打開門。溫暖濕黏的熱空氣被清晨的寒意給趕了出來。我看到的是場黏答答的屠殺。地板上布滿了血,有個男子趴在地上,另一個直直仰躺著。他身上沒有任何傷口,或者說,看不出有傷口。現場悄無聲息。我進到屋內,關上門。我聞到有什麼東西燒了起來。在另一個房間,我發現第三個死人。有三人死去,父親和他兩個兒子,一個二十出頭,另一個稍微大點。

大門忽然打開,有個女人領著眾人進來,我稍後才得知她是最年輕的那個死者的妻子。兩人幾天前才結婚,禮物還放在前面的房間,全在槍戰中給打爛了。破掉的杯子、盤子、玻璃器皿和飾品,都是親友帶來的結婚賀禮。

現在我的麻煩大了,我想。他們會認為我闖進他們家。我已經拍了照,我的罪行不只是法律上的私闖民宅,還冒犯了死者,及大家的情緒。那個女人撿起一條毛巾覆在她丈夫臉上,然後開始哭泣。

我記得自己說了些笨拙的話:原諒我,我是報社派來的,而我不敢相信眼前所見的一切。我指著手中的照相機,請求他們讓我記錄這場悲劇。有個老人說:「拍你的照片,拍你的照片。」他們希望我拍下來。我這才知道,所有中東人都希望能表達和記錄他們的哀傷。他們非常強烈地表達哀痛。不只土耳其人和希臘人如此,這是地中海住民的習俗,一種表現得非常外放的哀悼。

知道自己獲准拍照後,我開始用非常嚴肅且具尊嚴的方式來構圖。這是我第一次拍攝這種意義非凡的題材,讓我覺得彷彿有張畫布在我面前,我一筆筆畫出,致力於講述一則控訴的故事。我後來才明白, 當時我是想按照哥雅為戰爭作畫或素描的方式來拍照。

最後,那女人跪在她年輕的丈夫旁,抱住他的頭。我當時還很年輕,卻也了解那種痛苦,我發現自己很難抑制奪眶而出的淚水。我走出屋子時失魂落魄。我脫水了,嘴唇黏在一起。

我想,在那一天我長大了。我稍微能夠擺脫個人的怨恨。我覺得生命對我特別苛刻,給我疏散、給我芬士貝里公園區、在我還小的時候奪走我父親等等。那天在塞浦勒斯,當我看到別人失去父親,失去兒子,我覺得我可以在這經歷中看到自己,我的遺憾不再只是我個人的東西,而變成普遍的情緒。於是我可以說:「好吧,我並不孤單。」

第二天,在另一座村子,我拍了一個土耳其家庭,他們家的牧羊人在山丘上遭到射殺。可憐的牧羊人當然是好欺負的活靶。他們正在做一副勉強堪用的棺材,牧羊人的兒子在一旁看著,那是個小男孩。我當年迎接父親遺體從醫院送回時,年紀大概就這麼大。在儀式般的奇特莊嚴感中,他們把那顆射穿牧羊人的子彈送給我。這類經驗是一種試煉,但我同時也覺得是種恩典。他們用一種無法解釋的方式教導我如何去當個人。

塞浦勒斯為我帶來自我認識的啟蒙,和剛萌芽的所謂的同理心。我發現自己對別人的情緒體驗能夠感同身受,並靜靜地接納,傳遞出去。我覺得我有一種特別的洞察力,對於眼前發生中的事情,我能夠分辨、瞄準其本質,並在光線、色調與細節中看到這個本質。我也發現自己有極強的溝通能力。

在我的照片中,我希望捕捉到一種不朽的畫面,能夠代表整個歷史,並具有儀式或宗教畫像的影響力,好烙印在世界的記憶中。雖然當時我還無法實現這種想法。

不久後我便知道,我第一次拍的戰爭照片有某種衝擊性。這些早期的照片成功獲得錄用,《觀察家報》在往後幾週又兩度把我派到塞浦勒斯。

下文摘錄自第18章〈比夫拉的兒童〉。奈及利亞境內的伊波族於1967年宣布獨立建國,國名比夫拉,奈及利亞聯邦出兵鎮壓,三年後亡國。

我雙腳才踏上比夫拉的土地五分鐘,就被關進監獄。我會飛來這裡是因為聽到一則報導,有個孩子的頭被砍掉,他母親把他的頭顱裝在吃飯用的缽裡,來到伊波蘭。我的記者朋友喬治.德卡瓦拉在飛往哈科特港的飛機上勤快地打著筆記,他為「時代-生活」工作。他們認為我倆是間諜。五個鐘頭後,我們費盡唇舌才獲釋。我自由了,開始投身一生中最令我激動的採訪任務。比夫拉建國不到三年,這三年間,我每年都來記錄它的脆弱處境、鬥爭與衰敗。

環繞著比夫拉衝突的緒多感受,現在歐洲人多已遺忘。但在一九六七年,強烈的情緒不僅籠罩非洲國家,也波及全世界。有段期間,甚至連我工作的報社《週日泰晤士報》也差點為此分裂。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奧朱古上校宣布比夫拉脫離奈及利亞聯邦,這塊從奈及利亞分裂出去的彈丸之地從此成為獨立國家。這個新國家中勢力最龐大的是伊波族,他們宣布獨立的主要動機是對亡族的恐懼。

喬治和我剛從伊波族的世仇──豪薩族的大本營北奈及利亞回來。那個帶著駭人飯缽的婦女就是從那裡逃出來的。在那些泥牆老城中,伊斯蘭酋長仍實施封建統治。在我們剛離開的卡諾這類地方,「異人區」裡的伊波族移民遭到豪薩族與狂熱伊斯蘭教極端份子攻擊、劫掠與殘殺。據說死亡人數將近五萬人。

伊波族聰明且擁有豐富自然資源,似乎足以逃離壓迫,宣布脫離東部行政區而獨立。他們的土地蘊藏了奈及利亞聯邦的石油與礦產,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外國人顯然並不反對伊波族脫離受英國控制且政局並不穩定的奈及利亞聯邦,其中法國人就占了大多數。但比夫拉有個致命弱點,他們無法保衛自己。所有重裝備和絕大多數部隊都在奈及利亞那邊。觀望幾個星期後,高旺將軍統治下的聯邦決定入侵比夫拉。

比夫拉勢單力薄,似乎幾個星期內就會崩解,但比國的抵抗既激烈又持久。隨著艱苦的衝突曠日持久,輿論也趨向兩極化。法國偷偷支持比夫拉,英國政府表面上宣告中立,暗地裡運送大量武器給奈及利亞。蘇聯幹的事和英國一樣,只是比較公開。在英國,民眾的想法也告分裂,這種分裂還反映在我自己的報社內:國外部站在支持奈及利亞的立場,他們擔心「巴爾幹化」──一個非洲國家獨立會導致更多國家效法;我工作的雜誌部則非常同情伊波族。我們受到雜誌靈魂人物法蘭西斯.溫德漢的影響。他是優秀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比多數人都靠近混戰的核心──他認識奧朱古。哈利.伊文思傾向奈及利亞,但他是非常好的總編輯,不會壓制誠實的另類觀點。奈比衝突期間,雜誌刊登的都是同情比夫拉的文章,完全和報紙的觀點相對立。

這種英國人的微妙情緒,逮捕我們的哈科特港警察當然無法理解。在他們眼中,單憑我是英國人這一點就夠可疑了,而我們還造訪他們敵人的心臟地帶,就顯得更加可疑。我們之前在卡諾市看到軍方拿著棍棒巡邏,並懲罰劫掠者,以遏制當地的反伊波族情緒。同樣的部隊現在正出面逼比夫拉投降。我們是該作些解釋,但溫德漢的關係比較管用。我們獲釋一個鐘頭後,便和奧朱古喝起茶來。

他高貴而莊嚴,我想,是個紳士吧。與英語記者打交道也遊刃有餘。他在愛普森長大,並在牛津受教育,應付我們的提問時從容自在,只有一個問題讓他遲疑了一下──我要求到前線採訪。

我獲得許可,但情況有點諷刺:我和當過傘兵的法國攝影記者吉爾.卡隆同行。從國籍上來看,我們可能處於對立,而事實上,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另一個諷刺是,由於英國暗中對這場戰爭貢獻良多,我在這場混戰中撞上的任何子彈都可能是由我自己繳納的稅金所買單。

兩天後我們加入比夫拉步兵營,該營正準備渡過尼日河,偷襲奈及利亞部隊的後方。他們必須走到敵軍防線的後方,偷偷攻占一座重要的橋樑。該橋位於奧尼特沙,是往來奈及利亞與比夫拉的主要必經之路。

我們看到那支部隊時大感憂心。那是一支苦哈哈的部隊,兵員六百人,很多人的屁股都露出褲子外。有些人有裝備和制服,有些人沒有。很多人的鞋子都不適合叢林任務。尖頭鞋極受歡迎。有些挑夫頭上墊著香蕉葉,扛著非常新式的火箭。他們也扛了許多簍啤酒,令我又驚又喜,雖然我覺得應該要帶更重要的東西。

我們無聲無息地渡過尼日河,進入敵人領土。一路上不准吸菸、不准點燈,一切都非常隱密而刺激。軍方有時會做做樣子,好讓記者有得拍,但我知道這次是玩真的。我們找到一座村子過夜,接著和士兵一起出發走過沼澤地。

行軍速度慢得讓人難以忍受,才三十多哩就走了四天,而且我們一天比一天衰弱。我們的糧食早在抵達目的地之前就吃完了,到後來,吉爾和我啃起了椰子,好止飢解渴。然而,我對於什麼東西可以當作食物,還是有些保留。

攻擊發動的前一晚,我走到灌木叢裡小解,有個挑夫拿著晚餐來給我。我在辦事時意識到有個人耐住性子但有些不爽地站在我身後,一轉身,看到一個人端著一碗東西要給我吃。我看不出碗內那一大坨圓圓的東西是什麼。

「那是什麼?」我有點警覺地問。

「是你的晚餐,先生。這是剛果肉,沒血,沒骨頭。」弄半天,那原來是隻大蝸牛,有小型金魚缸那麼大。

「我不敢吃。給你吧。」

那個人很高興,饞涎欲滴地挖出那乏味的肉塊。要不是這樣,他那天晚上會沒東西吃。這份餐點是特地為訪客準備的。部隊似乎要空著肚子上戰場。

沒多久,我對指揮這次行動的上校起了極大反感。他名叫漢尼拔,怪的是,他說的英語有約克郡腔調。他娶了英國太太,但還是很瞧不起英國在這場戰爭中的立場。這也使他討厭我。吉爾的境遇完全不同,他非常受歡迎。到了第五天,吉爾和漢尼拔的友誼也減弱了。有些逃兵被抓到,當他們集合起來時,那僅剩的關係也完全消失無蹤。這些逃兵的下場很出人意料。

在樹林裡的空地上,漢尼拔把士兵集合起來排成方形,活像拿破崙時代的方陣。下達次日攻擊令之後,那些逃兵被帶到前面接受懲罰。三個可憐蟲被迫趴在地上,而幾個有官階的軍人(由他們身上較完好的軍服可以看出)砍回了幾根六呎長的木棍,走回來時還邊拗著玩。懲罰是打二十五大棍。三個受難者在泥地上打滾,咬緊手指頭強忍住叫的那一幕,讓吉爾的軍人榮譽感備覺受辱。

鞭刑結束後我們口乾舌燥,也確實需要補充體力,我問吉爾要不要幹個幾瓶先前看到的啤酒。我走到衛兵面前,他在一旁看守著啤酒箱。

「那些啤酒,有可能給我一瓶嗎,夥伴?」我裝出一派單純老實樣。

那個人咯咯笑,接下來他們全都笑了起來,笑到喘不過氣。在這交戰前夕,營區卻被笑聲給淹沒了。我呆站在那裡,從這個人看到那個人,完全不曉得什麼事令他們覺得如此好笑。終於有個人用手臂抹了抹臉,然後解釋說:「那不是拿來喝的啤酒,長官,那是敵人的啤酒。」

我還是摸不著頭緒,問道:「你說什麼?敵人的啤酒?」

「那是用來……我們把它點著,然後朝敵人丟過去。」

我回頭找吉爾,心頭的不安大增。

我說:「這次的行動太瘋狂了,那根本不是啤酒,那是汽油彈。他們要拿裝汽油的啤酒瓶對付北約步槍。」

第二天早上,空氣中瀰漫著恐懼的死寂。我對吉爾說:「這一切肯定今天就玩完了。」

「但願如此。我希望這檔子事趕快結束,盡早回去。」

大約早上九點鐘,迫擊砲的砲彈開始落下來。在非洲,一天通常是在涼爽的清晨展開,九點已經是相當晚。很多人到處亂跑,情況非常混亂。傷兵也已經從前線退回來,其中有個人邊走邊用雙手手掌抱著肚子,而腸子則從指縫間露了出來。我往前線走去。

我在小型武器的濃煙與爆炸聲中看到一幅駭人景象。一輛吉普車著了火,那是尼日利亞的軍用吉普,後座的女人遭烈焰吞沒,從頭到腳都燒了起來。這具活人火炬緩慢地前俯後仰,張開嘴巴發出聲音,沒人救她,那景象令我飽受煎熬。

「看在老天的份上!想想辦法,什麼辦法都行,快結束她的痛苦吧。」我對一個軍官說。

他用英國陸軍軍官學校的口氣慢條斯理地回答:「我為什麼要救她?她只是個賤女人。」

我跑到吉普車前面。駕駛已經死去,有個比夫拉人搶著要在血液與火焰毀了駕駛的衣服之前把它們給扒下來。

我們前面有些人朝我們被推了過來。他們是俘虜,奈及利亞的士兵,跟那幾個吉普車上的人一樣,都遇上了偷襲。

他們開始飛快地剝去俘虜的上衣,蒙上他們的眼睛。漢尼拔正在標定地圖的座標,有個人過來問他:「那些俘虜怎麼辦?」他的頭抬也不抬,答道:「槍斃。」

吉爾對我說:「我真不敢相信。我原以為他是值得尊敬的人。」但漢尼拔重複那道命令。比夫拉士兵面面相覷,帶點困惑,小心翼翼地拉了拉他們的AK-四七。接下來又互相看了看。

俘虜開始哭泣,雙腿直打哆嗦。他們猛地嚎啕大哭,發起抖來,難以抑制。然後有個人的AK-四七開火了,更多槍聲響起。

其中一個俘虜似乎成了所有子彈的主要目標。他撲向地面,身體發出可怕的重擊聲,和一種令人心驚膽寒的聲音,接著有空氣被吐了出來。那就像屠宰場裡的動物。我驚嚇過度,全身僵硬,動彈不得。有個俘虜僥倖逃過子彈,他淚流滿面,徒然地懇求饒命。我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也無法移動。吉爾也好像被釘在地上。

過了好久,我們才說得出隻字片語。

那座橋被攻下來,或者說靠我們的這一頭被攻了下來。我們往橋上移動。至此,攻擊都還算照計畫進行,但奈及利亞部隊已經重新集結並發起反攻。一個小時內,他們對著橋樑和周邊發射了三百發左右的迫擊砲砲彈。砲彈落在城垛狀的巨大鐵造建築上,那轟炸聲以及敲擊的回音、子彈在鐵橋上的彈跳聲,到今天我還記得。

戰況變得危急,很快情勢就明朗了,我們守不住新據點,很快就收到全面撒退的命令。我們知道任務已完全失敗,便起身逃跑,儘速撤退。我很擔心會在拼命飛奔的人潮中掉隊。兩個穿著越南迷彩裝的西方人很容易被看成是傭兵。涉入此次衝突的傭兵多數站在比夫拉那邊,奈及利亞則有蘇聯和英國的傭兵飛行員。

撤退一旦開始,被俘的恐懼便席捲了每個人。種族屠殺的恐懼又加深了一層──擔心漢尼拔處置奈及利亞俘虜的方式會引來報復。此時已是兵敗如山倒。

走路的傷兵、受創太重的傷兵、爬著的傷兵,都開始沒命地抓住我們說:「拜託你,長官,別丟下我。帶我走,帶我一起走,長官。拜託揹我走,長官。」我在樹林裡狂奔時,他們抱住我的腿。

有些人躺在地上,眼球掉出來,眼窩不見了;有些人的腿被迫擊砲打傷,躺在地上無法動彈。被奈及利亞軍隊擒獲的恐懼令他們陷入絕望。
子彈和砲彈不斷飛來。

這場撤退丟下這些傷患不管,場面顯得格外可怕。還能跑還能走的人只想保住自己的狗命,我們不斷往前衝往前衝,盡我們所能遠離那座橋。

我們還在敵人的領土上。我們還得渡過尼日河,但至少要再走三十哩才能到達渡口。

我們抵達一座村落,有個軍官徵用村內每一輛腳踏車,吉爾、我,及一個先抵達的《電訊報》記者都分到了。有個熟悉小徑的嚮導走我們前面,我們死命踩著踏板,衝過樹叢和叢林裡的步道,一路上騎得飛快,直到抵達河邊。那裡有艘大船正等著載我們到比較安全的對岸。我們到達船邊時滿身大汗,筋疲力盡。天色已黑。

我們上船,過河。保住性命的解脫感使得這次渡河成為我們記憶中最棒的一次。四周一片寧靜,天上掛著銀河系的星星,但是這支寡不敵眾、毫無勝算的比夫拉軍隊傷亡慘重,空氣因失望與失敗而變得非常凝重。

今天的事件還有些後話,快樂與悲慘兼有之。那些被我們拋下的傷兵,我打聽不到他們的下落,但是一般而言,奈及利亞人打勝戰後要比傳聞中要來得慈悲很多。他們不會進行邪惡的報復,或濫殺,或種族大屠殺。他們很有規矩。對照之下,漢尼拔則成為戰犯而遭到通緝。吉爾後來死得很慘,他在某個離非洲很遠的黑暗叢林裡被俘,情況類似我們所目擊的暴行。

我盡我所能經常回到比夫拉。我的管道是日內瓦一家怪異的公關公司,名叫「馬克新聞」。想前往比夫拉的旅客得通過他們的審查,除非你完全支持比夫拉,否則無法入境。我變成這個機構所謂的可靠人士。當年這場戰爭幕後的籌劃還不明顯,我一直相信比夫拉有正當理由建國,但是隨著我每一次到訪,這信念也逐漸變得薄弱。

一九六九年,我隻身回去採訪。我的計畫是往西走到歐克帕拉前線,據報導,比夫拉陸軍六十三旅的五十二營正企圖突破奈及利亞軍的包圍。我設法到達前線,但是一走下路華吉普車,我就雙腿發軟,倒在沙地上。瘧疾,或是很像瘧疾的某種東西把我給擊垮了。

我在一間茅草屋裡醒來,一個比夫拉婦人溫柔地用溫水幫我擦身體。茅草屋是野戰醫院的一部分。一個醫生幫我注射,並道歉說,針頭先前已經用過了。我在高燒的暈眩中躺了兩天,直到有足夠氣力依約赴會,到陸軍指揮官的屋裡吃早餐。

有些炸過的香蕉擺在我面前。在指揮官的勸食下,我很有禮貌地努力吞下去,因為今天就要發動攻擊了。就在這時候,新一波的高燒與噁吐發作,我急忙告退,到外面沙地狂吐時倒了下去。事後有人跟我說,我的兩眼骨溜骨溜地亂轉。我再度又過去,醒來時發現有個女人拿樹葉抹我的臉。

我泡在水裡時,有個比夫拉軍官救了我。英國軍官手杖讓他非常有英國味,只差腳上穿的是大雨鞋。他餵我吃了些可口的米飯,好讓我在兩點鐘部隊推進時有點力氣。

中午,彈藥開始運來。他們運來迫擊砲,好大的法國貨,一二○釐米口徑,每尊砲不多不少只有兩發砲彈。接著他們發給每個士兵兩發子彈,我一定是看得目瞪口呆,因為我的救命恩人史蒂芬.歐沙迪比解釋說:「我很遺憾,唐諾德,但是我們的彈藥不多。我們給每個人兩發子彈,等我們向前進,就會搶到奈及利亞的武器,然後拿到更多彈藥。」

接著那些男孩子接受校閱。我記得其中一個大概十六歲。他穿著一套不合身的老式條紋裝,打赤腳。有些男孩子想逃跑,因而遭到嚴厲懲罰,史蒂芬拿手杖打他們的肩膀,或敲打、揮拍他們的頭。所有人都挨了訓。那個軍官站得筆直,揮舞著雙手,更像在國家劇院演出的約納森.米勒。哨音吹起,我們往前走,走進奈及利亞軍小型武器最可怕的火網中,而我自己還燒到頭暈眼花。

那就像有人拿巨大的鞭子鞭打樹木。子彈穿空而過,射穿樹幹,射穿樹葉,聽起來有如音樂。那是槍彈火力呼嘯而成的乾寒西北風。接著迫擊砲砲彈開始飛過來。不久就看到有人雙手捧著裂開的肚子,有人滿臉鮮血跑來跑去。

我身旁有個人在灌木叢下劇烈掙扎。他努力站起來的時候,我看到有顆子彈打進他嘴裡,打掉他一邊臉頰。我身邊另一個人已經斷氣。我想裝上底片拍照。有些意外事故來得太快,我有些惶惶不定。我看到指揮官彎腰對著一個陣亡士兵說話,好像他還活著一般。他在頌揚那個人的勇氣,並代表比夫拉國感謝他。這個情景令人既感動又憂心。

我回到前線,到傷患集中的地方,又看到那套條紋裝,此時肩頭多了個彈孔。我看到有人用擔架抬著傷患,草草綁成的擔架。那裡有輛老舊卡車,就像沒有車窗與車門的露營車,車況糟到該送修了。傷患坐在車上自行抱著受傷的手腳,有個人躺著,腸子從他的指間跑了出來。

比夫拉軍隊沒有你在其他戰爭中看到的醫療設備。這些人真是一窮二白。有個人臉上破了大洞也不能獲得一針嗎啡。比起其他部位的傷,頭傷較不疼,但還是迫切需要處理。多數傷患傷在肩膀、上臂與臉,因為他們是四肢著地匍匐前進。

我問駕駛,為什麼載了這麼多傷患還不開走。

「沒有完全擠滿人之前,我們不能開走,長官。我們沒那麼多油料。」

在戰場後方,我又看到歐沙迪比上尉,他相當激動。他的右腿中了奈及利亞部隊的子彈,北約步槍射傷了他。他們幫他打了嗎啡,並把他送到這間屋子。他已經產生幻覺,對我說:「唐諾德,唐諾德,我很擔心。拜託你,唐諾德,答應我你會去告訴他們要往前衝。他們會聽你的。」

我無法叫更多的人去送死,他們沒半顆子彈,在地上匍匐的肚子無法對抗眾寡懸殊的大軍與砲火。顯然他們並未告訴我真相,他們在二十哩寬的戰線上並無任何進展。我也知道史蒂芬需要一些保證來安撫他激動的情緒。

我說:「好的,史蒂芬。」

我走到外面,潛伏了一陣子,再回到屋內。他問:「你跟他們說了嗎?」我回道:「有,史蒂芬,他們向前進了。」

我還受到瘧疾後遺症的折磨,也害怕用過的針頭造成感染。我的身體受夠了,開始出現大片紅斑。我在戰場後方十哩處的大型天主教傳教會所裡找到避難處。某位修女有個處方幾乎立即治好我的發癢和紅斑,我在會所的床上睡了好久好沉的一覺。

透過傳教會,我才看到比夫拉最令我永生難忘的恐怖景象。他們指點我到烏姆亞胡地區的傳教會,我可以在那裡看到另一類戰爭的受害者:比夫拉的孤兒與棄兒。他們都已經快要餓死。戰爭當然會中斷各種農作物的生產。救援物資主要來自法國,很少能進到這個地區。救援食糧都被送進軍人的肚子裡。

我在傳教會遇到肯尼迪神父,他是既堅強又善良的那種人。他帶我到一間前身是小學的醫院。戰爭使許多孩子成為孤兒,那裡收容了八百個。我一進去就看到一個白化症男孩。挨餓的比夫拉孤兒已經是再可憐也不過,挨餓的白化症比夫拉人,其處境更是筆墨所難形容。瀕臨餓死的他還要遭受同儕的排擠、嘲笑與侮辱。我看到這男孩正望著我。他像是一具活著的骷髏,身上有種骷髏般的白色。他往我這邊一點一點靠過來,穿著不合身又破爛的毛線衫,手中抓著玉米牛肉罐頭,一只空的玉米牛肉鐵罐。

他目不轉睛地看著我,那眼神就某些觀點來看,可說是引發了「邪惡之眼」,使我飽嚐愧疚與不安。他又靠近我一點。我設法不看他,設法把眼睛定在其他地方。幾個「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法國醫生正努力拯救一個瀕死的小女孩。這些醫生走進黑暗地域的中心地帶提供協助,因此而廣為人知。他們在女孩的喉嚨插入一根針並搥打她的胸部,設法救活她,那景象幾乎令人不忍卒睹。她死在我面前。在我所有的悲慘經驗中,在死於我面前的人當中,她是年紀最小的。

我的眼角餘光還是看得到那個白化症男童。我捕捉到那白色的閃光。他又靠近一些,像鬼魂似的纏住我。有個人給我受害者的統計數字,是此地慘劇的好幾倍,相當可怕。看著這些備受窮困與飢餓折磨受害者,我的心撤退到自己在英格蘭的家,我的孩子年紀和他們差不多,和多數西方孩子一樣,對豐盛的食物毫不在乎。我設法在這兩種景象之間求得平衡,精神因此飽受煎熬。

我感覺到有什麼碰了碰我的手。白化症男童已經緩緩移到我身邊,把他的手放入我手中。我站在那裡,握著他的手,感覺到眼淚奪眶而出。我對自己說,別看他,想想別的東西,什麼東西都好,別在這些孩子面前哭出來。我把手伸到口袋裡,摸出一顆麥芽糖,偷偷塞進白化症男童手中,然後他走開了。他站在不遠處,以顫抖的手指慢慢剝開糖果紙。他舔著糖果,用大大的眼睛瞪著我。我注意到,他站在那裡專心舔著糖果時,手中仍抓著那只玉米牛肉空罐子,好像它會忽然消失一般。他看起來已經不像是個人,而像一具不知何故還活著的小小骷髏。

餓童遭受的每一種折磨都鞭苔著我的心。有個英國醫生抱著一個垂死的嬰兒,他雙腿無力,卻想努力站起來。她的另一隻手臂抱著一個小孩,鼻孔裡插著餵食管。半盲的小孩肚子大得像啤酒桶(嚴重營養不良和營養失調所引起),靠兩隻像筷子的腳站著。有個男孩的手臂脫臼,僅以薄薄的皮膚相連,因為肌肉已經失去功能。其他兒童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中等死,傷口布滿蒼蠅。

這超越了戰爭,超越了新聞學,超越了攝影,但沒有超出政治的範圍。這無法形容的苦難不是哪一次非洲天然災害的結果。這不是大自然的魔手在作怪,而是人類邪惡的慾望所造成。如果我可以,我想把這一天從我的生命中拿掉,抹去這段記憶。但就像納粹死亡集中營那些恐怖的照片帶給我們的記憶,人類竟能如此對待自己的同類,我們無法也不允許忘記。我拍下那個白化症男童,所有看過照片的人都必須牢牢記在心上。

離開之前,我在茅草屋裡發現一個年輕女孩,大概十六歲,一絲不掛地坐著,看起來病了,也相當虛弱,但很美麗。有人告訴我,她的名子叫「耐心」。我想拍她,便問陪同人員能不能說服女孩用手遮住私處,好讓我能透過她的赤裸呈現最多的尊嚴。但她的景象把我作為一個人類所可能具有的全部特質都扒光了。在比夫拉期間,同情心與良心的鞭子從未停止攻擊我。

我們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為光憑正直就能理直氣壯地處身任何情境,但如果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還需要更多東西。如果你幫不上忙,你便不該在那裡。對於比夫拉人,我幫得上任何忙嗎?或者,我只是在協助一場對他們沒有任何利益可言的戰爭。醉心於權力的狂熱分子發動大家脫離聯邦,完全沒考慮到,當他們推著毀滅性武器前進時,會在身後留給人民多大的苦難與貧困?

我飽受這場戰爭的摧殘,感到大惑不解,這些感受都是空前的。我看不出這場戰爭有任何微乎其微的正當性,或者我人在那裡這件事有任何的正當性,除非我能透過照片提醒人們,所有戰爭都毫無價值。

甚至連我進入那裡的方式,即透過馬克媒體公司的協助,也使我的立場脆弱可疑。這是一場人為的饑荒,肇禍者是分離建國及其引起的反應,是交戰雙方的貪婪與愚蠢,而最主要的,是創建這個分離國家的權謀者的不正直。

我從來都不覺得我對政治有多偉大的洞見,但當你看到我在那間傳教會醫院的所見所聞時,這已是無關緊要。不需要對政治有多敏銳即可看出這有多麼顯而易見,那逼得你不得不接受。

理查.衛斯特寫了一篇強烈支持比夫拉的文章,連同我的照片刊登在雜誌上,雖然我的照片沒有任何立場。我很想認為這些照片能夠為受困的醫院和垂死的兒童帶來幫助。我知道我的照片帶著某種信息,但到究竟是什麼信息,我卻沒辦法說,或許我只是想讓生活無憂的人難過、喪氣。不過,當時我們只知道,文字和照片都無法停止奈及利亞戰爭機器向前推進。

我曾訴諸自己主導的政治行動,小小的一場。我有一張悲慘的照片,一個比夫拉母親想以她萎縮的乳房餵哺小孩。雜誌登出後,我把照片改製成一幅海報,法蘭西斯.溫德漢為它加上恰當而煽動的標題:「比夫拉,英國政府支持這場戰爭。你們大家可以制止它。」海報做好後,我們湧向城市,在各地張貼懸掛。我妻子克莉絲汀和我特別留意我們家所在的漢普斯岱花園郊區,因為首相哈洛德.威爾森的家也在這區。

幾個月過去,比夫拉的情勢日益絕望。我很想回去,但有個問題,在《週日泰晤士報》內部,親奈及利亞和親比夫拉這兩派之間的歧見越演越烈,誰是適合寫這場戰爭的中立人選,彼此無法達成共識。經過許多帶著仇恨的爭論後,他們終於同意派資深的安東尼.泰瑞出門。他入選的條件是:他是中歐特派員,對於非洲事務相對無知。

然而,他很快就判斷出情勢很糟。我們降落在烏里簡易機場時,機場官員想要徵用我們的所有強勢貨幣,拿一大堆比夫拉紙幣來交換。東尼從外匯管制窗口離開時,身上塞滿無用的貨幣。他看了我一眼,說:「他們在這裡玩完了,不是嗎?這些傢伙。」

我們到前線去。很明顯,比夫拉軍隊的士氣已徹底瓦解。奧朱古將軍帶著他的賓士大禮車和許多東西跑了。一小撮上層領導人以人民的饑荒為代價,追逐的是什麼東西,參謀總部外頭堆積如山的紅酒空瓶就是明證。如今,我知道他們是投機的騙徒。

奇努阿.阿奇比是比夫拉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之一,我帶了些食物和其他物資給他的孩子們。他是小說家,寫了一本名為《分崩離析》的書,那正是眼前的局勢。他是個年輕人,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一個好人。我還記得最後一次看到他的情景。他毫無情緒地接過禮物,他或許曾對一兩個他覺得真正關心比夫拉的西方人抱有好感,如今那情感已盪然無存。我覺得他的視線穿透了我,好像我不在那裡。我也看得出他的哀慟,伊波族文化毀滅了,而他的感受就和我離開順化時一模一樣。

比夫拉終究在一九七○年一月十五日投降了,就我回來採訪的兩天之後。在一片歇斯底里中,我們還是只能公平地記錄道:拉哥斯當局善待戰敗的伊波族。這也是那場戰爭唯一的慈悲。
資料來源: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304782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