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美國不斷賦予自己使用武力干預世界其他「失敗國家」的合法權利。喬姆斯基繼上本暢銷書《霸權或生存》之後,把筆鋒一轉,在這本備受期待的大作中直指美國跟其他「失敗國家」的共同點,以及美國本土浮現的種種徵兆如何使美國人民及世界各國陷入危機。


喬姆斯基在書中指出,失敗國家就是「無能或不願保護人民免於暴力甚或滅亡」,並「無視於國內或國際法規的存在」的國家。這些國家雖然具備民主政體,卻有嚴重的「民主逆差」,民主制度有名無實,宛若空殼。作者在書中檢討美國近年來的對內及對外政策,指出華府進一步使世界更加軍事化,大幅擴大核戰危機,並評估在國內普遍引起不滿的美伊戰爭造成的危險後果。此外,他也提出證據和實例說明華府如何自外於包括聯合國憲章、日內瓦公約(當代國際法規的基礎)及京都協議書在內的國際法規,並檢討美國的選舉制度如何用來隔絕其他可行的政治途徑並傷害實質的民主發展。


本書論點強烈清晰,引用資料謹慎確實,全面分析了長久以來自稱有權改造其他國家的世界超級強權,揭露它以政權不合法為由推翻外國政府、侵略有害其利益的國家、對敵對國家實施制裁的各種行徑,另一方面卻任由本國的民主制度深陷危機,無論在政策或實際作為上都肆無忌憚地把世界推向核子大戰和生態浩劫邊緣的真相。喬姆斯基循序漸進地瓦解美國身為民主捍衛者的假象,本書是他至今最集中火力也最具時代意義的論著。

「喬姆斯基廣受世界矚目……他對外交政策的看法在國際間廣受閱讀的程度,非其他作家所能及。」——《紐約時報》書評


「喬姆斯基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識分子。」——《政策及展望》二○○五年的民意調查


「如果美國步上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後塵,那麼喬姆斯基剖析下的美國可能會是今後一百年的史學家對美國的標準看法。」——《紐約客》


「喬姆斯基義正辭嚴呼籲國人傾聽國家領導者說了什麼,並思考他們對國人隱瞞了什麼……無論你同不同意,我們都因為輕忽其中隱含的訊息而損失慘重。」——《商業週刊》


「美國怎麼會變成帝國強權?美國最有價值的公民:喬姆斯基,在本書中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波士頓環球報》


任何思考深刻的公民都應該讀的書。──出版週報


作者簡介:
諾姆.喬姆斯基(或譯杭士基)
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語言學家、思想家,也是非常活躍的政治評論家。自一九五五年起,擔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與哲學系教授迄今。喬姆斯基著作等身,在語言學、哲學與政治上,均有諸多論述;超過七十種專書,逾千篇文章,並經常於世界各地發表公開演說。半世紀以來,喬姆斯基持續對美國政府的國際外交政策提出尖銳批評,是全球民主運動的標竿性人物,當然也常成為爭議人物。被喻為「美國最偉大的異議份子」、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識份子」,且與諾齊克(Robert Nozick)、羅爾斯(John Rawls)並列為「美國人的三大良心」。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明顯、可怕、又無可避免的難題
一九五五年七月,距離現在半個世紀前,羅素和愛因斯坦不尋常地呼籲全球人民「拋開」對各種議題的激動情緒,僅僅把自己視為「大自然的物種之一,過去寫下了輝煌的歷史,如今絕不希望一切化為烏有。」當時的世界面臨了「一個明顯、可怕、又無可避免的難題:我們要人類走向毀滅,還是人類應該終止戰爭?」

戰爭並未從此止息。相反地,如今世界霸權打著「防禦性自衛」的旗幟,賦予自己任意發動戰爭的權利,但界線何在,無人知曉。美國政府義正辭嚴要求其他國家遵守國際法、條約和秩序規範,自己卻不把法規放在眼裡。這種現象由來已久,到雷根和小布希當政更是變本加厲。

「普同原則」是相當基本的道德準則。說穿了,就是怎麼要求別人,就怎麼要求自己,不論標準多高都一樣。但西方知識圈不但經常忽略這個原則,甚至還會說這樣的要求未免過分,這種現象實在發人深省。那些自詡信仰虔誠的基督徒,既然已知道福音書對偽善者的定義卻還有這種反應,尤其可恥。

時事評論家靠著精巧的修辭,呼籲國人用心體會國家領導人展現的「道德良心」和「理想主義」。華而不實的言論多不勝數,知名學者翟力克即為一例。只因為布希政府「堂而皇之的說辭」和增加援外資金的計畫(與提供奧援的那些富裕國家相比,這資金僅只是九牛一毛),翟力克就說布希政府把「道德良知擺中間」。

不過,堂皇說辭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二○○二年三月,布希總統成立千禧挑戰組織,打算集資向開發中國家的貧窮問題宣戰,當時他正義凜然地說:「我會把這個任務視為自己的使命。」到了二○○五年,布希政府將千禧計畫的原預算砍了數十億,組織遂將布希這句話從網站上拿掉。執行長因為「沒能推動計畫」而下台。經濟學家薩克斯寫說,原本承諾要投入一百億資金,「結果錢幾乎都沒拿出來」。就在同時,布希拒絕英國首相布萊爾加倍援助非洲的提議,並表示若能減少金援,他願意跟其他工業國家一同刪減非洲還不出來的債款。薩克斯指出,減少金援就等於「一年會有六百萬非洲人死亡,但其實只要預防和治療,這些人就能免於一死。」此外,布希提名的聯合國大使博爾頓二○○五年到聯合國參加高峰會,他在會前要求,在經過長期協商才慎重擬定的「貧窮、性別歧視、飢餓、基礎教育、兒童死亡率、孕婦健康、環境和疾病」的文件中,一概「刪除『千禧發展目標』幾個字」。

冠冕堂皇的說法總是能打動人心,而且我們樂於讚美說話者的一片至誠,儘管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令人想到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的觀察:美國可以「在絲毫不違背世界各國認知的道德標準下……滅絕印第安人。」

統治的信條經常被稱為「雙重標準」。這個字眼會產生誤導,更準確的說法是「單一標準」。這個標準清楚明白,就是亞當•斯密所謂的「掌權者的卑鄙原則……全為自己,不顧他人。」此後社會快速變遷,這個卑鄙的原則卻日益壯大。

此單一標準根深蒂固,甚至到習焉不察的程度。拿當今的熱門話題恐怖行動為例,這裡的單一標準就很清楚明瞭:他們對我們採取的恐怖行動是罪大惡極的;但我們並未對他們採取恐怖行動,就算有,也完全合理。一個明證是八○年代華府對尼加拉瓜發動的恐怖攻擊。這個事件孰是孰非一清二楚,起碼相信國際法庭和聯合國安理會(兩方都譴責美國)對類似事件有一定裁決權的人當會這麼認為。美國國務院證實,美軍為首的部隊從宏都拉斯的基地對尼加拉瓜發動攻擊,得到授權進攻「軟目標」,亦即無防備的平民區。美洲觀察的聲明激使備受敬重的「左派」發言人,亦即《新共和》編輯金斯利的尖銳回應,他耐心解釋,這次把平民區當成目標的恐怖攻擊該置於實用層面下評估:一個「明智的政策(應該)要通過成本效益分析」,看看「滾滾而來的鮮血和苦難能否灌溉出另一邊的民主」——所謂的「民主」,當然是美國菁英定義的民主。

然而,這些說法不但沒人反駁,甚至沒人察覺。二○○五年,媒體報導布希政府陷入「兩難」局面。事件原委大致如下:委內瑞拉設法要把惡名昭彰的拉丁美洲恐怖分子波沙達引渡回國,以炸彈攻擊古巴客機,造成七十三人死亡一案起訴他。案子本身雖然有憑有據,但卻相當棘手。因為波沙達逃出委內瑞拉的監獄後,就被美國吸收,負責從薩爾瓦多提供尼加拉瓜反抗軍額外的軍需。換句話說,波沙達在美國對尼國的恐怖戰爭中扮演了重大角色。讓布希政府左右為難的是:「把波沙達遣送回國就等於告訴外籍情報員,美國政府不可能提供他們無條件的庇護,而且波沙達也會把中情局的內幕公諸於世,使情報局威信掃地。」若看不出這中間細微的問題,恭喜你,這表示你有希望打進受人尊敬的美國知識階層。

委內瑞拉持續呼籲之際,美國參眾兩院壓倒性通過法案,對拒絕引渡美國要人犯的國家一律不提供援助。然而,美國卻經常拒絕其他國家引渡恐怖分子首腦的要求卻無異議通過。不過,有人表示,根據此法案,美國在理論上就不能對以色利提供援助,因為以色列也曾拒絕把一九九七年在馬里蘭州犯下殘忍兇殺案的逃犯遣送回美國,他後來逃往以色列,並透過其父取得以色列公民身分。

結果美國法院拒絕委內瑞拉的請求,因為此請求違反了美國與委內瑞拉的引渡條款,問題幸而暫時解決。過了一天,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轉向對歐洲呼籲,試圖加速對美國引渡案的裁決:「設法讓引渡過程更快速一直是我們的希望,讓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看到公理正義迅速確實伸張是我們的責任。」不久在伊比利亞美洲國家高峰會議上,西班牙及拉美國家領袖因古巴客機爆炸案「支持委內瑞拉要求美國將波沙達遣送回國受審」,但因為美國大使抗議,最後還是作罷。華府不只拒絕或忽視將恐怖分子遣送回國的要求,還利用總統特赦釋放罪犯。老布希過去曾赦免聲名狼籍的國際恐怖分子鮑許,他也是波沙達的同夥,儘管司法部反對,擔心他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而要求將他驅逐出境。結果鮑許在美國高枕無憂(波沙達說不定也一樣),繼續把美國當成國際恐怖主義的指揮總部。

沒有人會頭腦簡單到因為小布希說「包庇恐怖分子的人,跟恐怖分子一樣罪不可赦」,就認為美國活該遭到侵略攻擊。當初是因為美政府要求阿富汗政府交出恐怖分子,阿富汗要美國拿出證據(後來穆勒承認沒有可靠根據),小布希才會說出這句話。布希的政策「已經變成國際間的鐵律,」哈佛大學國家關係專家艾利森寫道,「只要提供恐怖分子庇護的國家就沒有主權」,這就是鐵律。不過,拜單一標準之賜,有些國家不受此規範約束。

單一標準也延伸到武器和其他毀滅工具上。美國軍費相當於世界其他國家軍費的總和;三十八家北美軍售公司(其中一家在加拿大)占了全球市場的百分之六十。再者,世界第一強權發展毀滅武器的限制少之又少。以色列的軍事分析家佩達徹寫道:「世界唯一強國肆無忌憚壟斷全球,意圖用強勢觀點形塑世界,核武令人難以抗拒地成了發動戰爭的最佳工具,儘管敵軍並無核武也不例外。」這已經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只看我們願不願意正視。

有人問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資深委員布特,為什麼「美國要在軍備和牽制中國上砸那麼多錢?」,他的回答很簡單:「確保國際安全、保護盟友、保持重要海線暢通、發動反恐戰爭」,而且中國「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可能引發軍備競賽」,雖說這對美國很難想像。當然,只有喪失理性的「陰謀論者」才會說,美國想掌控海線的目的不在維護全球利益,而是為了達成外交政策的目標,或說很多國家都認為華府(尤其是小布希執政後)才是威脅國際安全的罪魁禍首。根據最近的全球調查,認為法國「對世界有正面影響的人最多」,歐洲和中國也占不少,而「最多人認為美國和俄國對世界有負面影響。」不過,要找藉口還是不難。這個調查不過證明世界錯了。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就如布特在別處解釋過的,歐洲「往往唯利是圖」,況且「憤世嫉俗的歐洲人」不懂推動美國外交政策的「理想主義傾向」,「過了兩百年,歐洲人還是不懂美國人的苦心。」其他國家也不懂美國,尤其是美國的近鄰;這些國家跟美國來往最頻繁,因此錯得尤其離譜。在調查的國家中,墨西哥給美國的評價最低。
資料來源: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304782559